⑴ 历史上最着名的青铜器名字(附图片)
中国的青铜时代
中国出土最早的青铜器物属于甘肃马家窑文化。夏、商、周三代为鼎盛期,而后还有春秋战国时代,现存至今的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型青铜器。当时青铜器主要作为礼器和兵器是政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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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母戊大方鼎
青铜器的鼎盛时期为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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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纹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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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公元前2070─1600年
夏代二里头文化得名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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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爵(二里头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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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白陶鬶 (二里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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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现仅限于饮酒器爵。基本的特点是流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形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形、短足为三角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圆钉状纹饰。有的斝腹有圆饼状突起,当是二里岗期斝上纹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的纹饰,但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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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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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钉纹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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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公元前1600─1046年
中国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数量惊人,即使是精美罕见的珍品也不胜枚举。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中国商代中期的城市遗址,盘龙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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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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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纹扁足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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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牛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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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扁足鼎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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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梁饰蝉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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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
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着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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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铭文的青铜簋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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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金云纹博山炉
<<西周公元前1046-7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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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公元前770-256年
⑵ 青铜器上的文字叫什么
该器具上的文字被称为金文或铭文,也称为钟鼎文。
青铜器上的文字是中国古代铸刻在殷商与周朝时期青铜器上的文字,因其多出现在铜器(当时铜也被尊称为金)上,故得此名。金文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研究古代历史、语言文字、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⑶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镇馆之宝有那些
有:何尊、折觥、厉王胡簋、墙盘、秦公镈等。
1、何尊
何尊(He Zun,ritual wine vessel),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记述的是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河南洛阳)之事。
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造型浑厚,工艺精美。
2、折觥
折觥,国宝重器之一,1976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扶风庄白村。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觥体呈长方形,前有流,后有鋬,分为盖与器身两部分。盖的头端呈昂的兽形,高鼻鼓目,两齿外露,长有两只巨大曲角,两角之间夹饰一个兽面,从头顶处开始在盖脊正中延伸一条扉棱直到尾部,颈部这段的扉棱做龙形,两侧各饰一条卷尾顾首的龙。
盖的颈部以下,也就是不再昂起而接近水平的部分,装饰有一个饕餮纹面,在饕餮的头端加铸了两只立体的兽耳。
3、西周墙盘
墙盘(Qiang Basin),西周铜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因墙在周朝做史官又被称作“史墙盘”,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墙盘型巨大,底部铸有铭文284字,腹和圈足分别饰凤纹和兽体卷曲纹,雷纹填地,圈足有折边。铭文前段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恭)七代周王的功绩,后段记叙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文考和做本盘者自身六代的事迹。
墙盘所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非常吻合,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部分的内容则并不曾见于现在已知的文献,填补了西周国史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属于重要的历史资料。
4、秦公镈
秦公镈(Qin Duke Bo),春秋时期击奏体鸣乐器,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今陈仓区)太公庙出土,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秦公镈通高75.1厘米,镈身高53厘米,舞宽30.4 X 26厘米,重62.5公斤,对研究秦代先祖的历史极为重要,也有助于了解春秋早期秦地的青铜铸冶技术及音乐文化。
5、㝬簋
㝬簋又称胡簋,中国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西周厉王时期青铜器,1978年5月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齐村出土。
簋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腹深23厘米,重60公斤。内有铭文12行124字。是存世商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件,堪称“簋王”。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⑷ 青铜戈,精良的武器
在重庆市大渡口区博物馆常设展厅中,陈列着一件巴人文化中青铜兵器的代表性器物之一一“青铜戈”。
这件青铜戈长15.3厘米、援宽6.1厘米,援短而直,锋端呈弧刃三角形、尖峰,脊部平直,援本及内上饰有虎头纹,胡上存二穿,阑有圆穿和长方形穿各一,内上有一圆穿。铜戈是巴人文化中青铜兵器的代表性器物之一,而巴人对青铜兵器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战国时期,与这一时期巴国社会局势动荡,巴楚之间战争频繁密切相关。
一、青铜戈的演变与发展——
青铜兵器是古代青铜器中的一大门类。“国之大事,在戎与祀”,青铜时代,战争频繁,当时的统治者为了统治和战争的需要,铸造了大量的青铜(铜、锡、铅的合金)兵器,青铜戈即是当时的主要兵器之一。
青铜戈,最早出现在3500多年前的夏朝二里头遗址,戈的起源一般认为是由镰刀类工具演化而来的。
商代青铜戈的使用已极普遍,春秋时期戈的形式繁多,战国中晚期青铜戈的发展到了顶峰,汉代随着骑兵的发展和炼铁工艺的提高青铜戈最终退出了战场,即使汉墓中偶尔出青铜戈,但大多装饰华丽,非用于实战了。
青铜戈是中国青铜时代最主要的常用格斗兵器,横刃、青铜制成、装有长柄,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长柄冷兵器。在古代战争中能够大范围内挥击,能勾能啄、可推可掠,勾杀即用戈的下援钩击;啄则是用戈的前锋刺杀;揕是用戈的上援击杀,具有极强的杀伤性,尤为适宜于战车上进攻时使用。
戈,通常由戈头、秘、秘帽和𨱔组成,戈头由青铜铸造,柄多为竹、木制作,戈头的形制很多,大致可分为直内戈、曲内戈、銎内戈等。
戈头形制是在实战中不断发展的,商周时期的銎内、曲内戈,由于在相互钩挂中容易脱落,因此逐渐淘汰,直内的戈头援和内之间有阑,其增加了胡与秘之间结合的牢固性,因此得到发展。
戈是沙场上当之无愧最重要的兵器,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当时的作战方式决定的,车战是商周时期最主要的作战方法,而戈的独特构造决定了它是最适合车战的兵器。
戈前部伸出的戈头,上下有刃,聚成尖锋;戈头的下部延长成胡,胡上也有刃,和戈头的下刃连接成弧形;后部为内,内上有孔,供装戈柄时系结之用。
挥戈时,其尖锋啄击的力量比用矛直刺要大得多,而援、胡连线所经过的半圆形区域都是杀伤范围。
戈还可以往回勾拉,这个特性更是当时其他武器所没有的,特别是在车战中,敌我双方的战车只在互相错毂时才能交手,战机稍纵即逝,用戈勾啄更成为最有效的格斗方式。
二、青铜戈的价值——
在中国古代,戈是车兵作战用的一种最常用的、最重要的格斗兵器。青铜戈是古代格斗兵器中最典型的代表。它反映了中国古代的一种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它在中国古代的军事技术史上、在现代军事思想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有了青铜冶炼技术,中国古代兵器从此由石器时代的石兵器进入到了青铜时代的铜兵器,其杀伤力更大、更明显。这种青铜制作的兵器主要用于战车钩杀和啄击,它的形状类以现在的镰刀。
在古代军队中,戈是装备到每一个士兵的必备兵器,从夏朝开始,一直到周朝,贯穿了整个青铜时代。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青铜戈最终被由戈演化而来的铁"戟"所取代。
三、青铜戈与中国传统文化——
戈是中国特有的青铜兵器,也是先秦兵器时期战场上的主要兵器,影响甚至超越兵器本身,并渗透到古代文化礼仪中。戈在商周之时不仅用于作战,还用于各种礼仪活动,甚至有专为陪葬制作的明器戈。
西周时期是青铜戈最为流行的时期,戈成为一种文化元素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文字和习俗,在西周铜器铭文中经常可以见到手持铜戈的武士形象。另外,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男性墓葬中,常见随葬戈、盾的形象,且戈经常被人为地砸弯和折断,这种将兵器毁坏之后再随葬的风俗就是“毁兵葬俗”,在这里戈成为风俗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仪礼》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汉族礼制汇编,内容涉及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在《仪礼》的记载中戈也常被用作礼仪仪仗。
后来鉴于戈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古人常常用戈拿来指代战争,很多与戈相关的成语仍在使用,比如“大动干戈”、“同室操戈”、“倒戈相向”、“化干戈为玉帛”、“执干戈以卫社稷”等,青铜戈在青铜时代作为主要作战兵器历时千年,对后来兵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见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巨大。
戈是中国古代出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青铜兵器之一,它是中国古代冷兵器中的佼佼者,也是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人们通过对青铜戈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的了解,更加认识到青铜戈在中国古代战争史及社会发展史、古代传统礼仪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