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隆文字狱图片

A. 山洪冲出一座诸葛亮提写的石碑，为何干隆下令，看过此碑的人都得死

因为干隆时期在推行文字狱，孔明碑记上面对未来的事情多有揣测预言，多多少少有忤逆的意思。虽然当时的写的那个人已经很谨慎小心了，但是干隆不会放过一点点忤逆自己的人，所以看过的人都被问斩了。

但是百姓对孔明碑记的重视程度，从心中的敬爱程度已经远胜自己了。所以干隆皇帝下令，所有看过孔明碑记的人统统问斩，与此事牵扯不清的人统统流放。

B. 一直从在的文字狱为什么在清朝会变的最严厉

说到文字狱，给人的第一种个感觉就是不寒而栗。特别是清朝康雍乾时代发展的非常严重，殊不知这种情况在历朝历代都有，只是说或大或小而已。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汉朝汉宣帝统治时期，杨恽由于在奏疏上言语不当得罪了汉宣帝，被处以腰斩。

熟读明史的人都知道朱元璋以前家里特别贫穷，硬是靠着自己双手成功打下天下。比如说翰林院高启写了上梁文，带着龙盘虎踞这四个字。老朱觉得这是在嘲讽他消灭张士诚思念故主，于是把他腰斩；再一个他非常忌讳有人说他是光头，野史中记载徐一夔曾经在贺表里写到“光”和“则”字，意思嘲讽朱元璋当过和尚，于是把他杀掉，这个在历史存在争议。

2：朱棣时期继承其父，清洗方孝孺余党

朱棣在残暴杀人方面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作风，由于地位不正。灭掉方孝孺之后，事情还不算完。下令如果有谁家中藏有方孝孺的诗文，都将被处死。永乐三年，庶吉士章朴家中藏有方孝孺的诗文，因此受到牵连被诛杀。

1：康熙时期的文字狱

说到清朝的文字狱，有那么一部分人选择视而不见。事实上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恰恰是在所谓的康乾之治里，一朝比一朝发展的更加严重。康熙时期爆发了许多个案子，就那几个典型的距离。比如说黄培诗案：“黄培本来是锦衣卫都指挥使，明朝灭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农民起义军。曾经写过一首诗表达出了反清复明的思想，告黄培的人便是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等到他考中进士后，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关系。向官府告状，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处斩。”

还有康熙十九年爆发的朱方旦案，由于在写的诗集当中有悖逆圣道，蛊惑民心之说。因此朱方旦被处斩，弟子等数人也是秋后处斩；康熙五十年又爆发了一个南山集案，当时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康熙篡改南明历史的行为表示不满，于是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献资料写了一本书。晚年被告发，康熙帝大怒，将戴名世凌迟处死，家中男子十六岁以上都被处斩，女性以及十五岁以下男子被发给清朝功臣家中做家仆。

2：雍正时期的文字狱

雍正时期的文字狱案件有很多，这里面就说一个典型，年羹尧案。他的妹妹嫁给了雍正皇帝，按理说皇亲国戚，最终没有逃脱皇帝毒手。雍正三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文奇观，许多大臣纷纷上表祝贺，雍正皇帝仔细看年羹尧上的奏疏，很快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第二将成语颠倒了，意思就变味了。雍正认为年羹尧居功自傲，其心可诛。那些对年羹尧不满的官员看见皇帝点了头，于是纷纷上疏弹劾他，最终导致年羹尧自杀，亲朋好友裤祥被杀的被杀，流放的被流放。

3：干隆时期的文字狱

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是一朝比一朝严重，干隆帝更是骄傲自负之人。根据史料记载，干隆时期的文字狱发生高达一百三十多起，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首先拿两个案子举例，一个是徐述夔案，徐述夔去世后，他的儿子为了纪念他，特地写了一部书集。其中的“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暗指清朝，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暗示反清复明，不但把他的父子二人开棺鞭尸，而且把徐家灭门，其他徐氏家人被逼隐姓埋名。

另外一个就是着名的尹嘉铨，他曾经官职做到了大理寺卿，父亲是一名道学家。干隆四十六年，尹嘉铨退回到了老家。当年四月，干隆皇帝西巡来到保定，尹嘉铨心血来潮，在没有圣旨传他觐见的情况下，自己自作主张草拟两份奏疏。干隆皇帝当即恼了，最后尹嘉铨因为自称古稀老人，干隆皇帝就是这个称号，借着这个机会把他杀掉。

康雍乾三朝的一个比一个严重，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了，说到比较典型的例子。清吹明黑喜欢说文字狱在明朝开始，明朝确实有，但还远远没有清朝那么严重。况且明朝中后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有不同意见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C. 干隆年间发生过多少次文字狱

1. 满清干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140 次以上，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

2. 文字狱：封建制度的特有产物，在中国每个朝代基本都有，清朝是大兴文字狱的时代，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只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蛮更过于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便显得突出了。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数弯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为干隆年间之事。干隆口口声声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这本档案，却血雨腥卖冲风，透过纸背。

3. 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杀鸡吓猴子薯配闷”，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好像有好大的“敌我矛盾”。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护身符，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由于罗织而成的。
   文字狱是无限上纲、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D. 清朝的文字狱

1、孙嘉淦伪奏稿判嫌案。干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干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大冲态干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干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干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滚源后无人敢谏

在继续追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株连扰累，总之弄得人心惶惶。干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干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

干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干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干隆十八年，有人将胡所着《坚磨生诗抄》送干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干隆大怒，认为这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干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据此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因胡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干隆因鄂昌没有及时举报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发现鄂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干隆批示：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良祠。干隆又传谕八旗，应保持满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

3、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着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干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泷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干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干隆帝名弘�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可是干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从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被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候的功名。干隆认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受到干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

4、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约卒于干隆二十八年。生前曾着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干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等句都被干隆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是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干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便被说成是怀念明朝。最后判决：徐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发成濯”四个字，干隆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认为此二人的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此前，江苏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树的告发，陶认为蔡是挟嫌倾陷，令其幕友陆琰批文将此案交扬州府查办。案发后，干隆对如此处理震怒异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斩监候，不久瘐死狱中。陆琰完全是办理上级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曾为徐的诗文作序的、被认为办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职或流放。

5、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着《芥圃诗抄》中，有“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经仇家告发，干隆批道：“

6、干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决。

7、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晋朝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渐迁入中原居住的情况，建议把他们迁徙回原处，以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注，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干隆认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斩立决。

8、江西省德兴县祝庭诤为教儿孙识字并学点历史知识，手写成一本《续三字经》，经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该书“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这样几句：“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被干隆认为是影射清朝，“明系隐寓诋清”，结果已故的祝庭诤被开棺戮尸，其子及16岁以上的孙辈均被斩立决。

9、干隆四十四年，安徽和州的戴世道被人告发其已故的曾祖父戴移孝所着《碧落后人诗集》和已故的祖父戴昆所着《约亭遗诗》中有“悖逆”句，如“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干隆认为怀念明朝，咒骂本朝强迫剃发，“卜太平”一句被认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这样，戴移孝、戴昆虽死去数十年，仍被开棺戮尸，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斩立决，其子侄多人亦被斩监候。

10、清初浙江仁和县人卓长龄亦因诗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等句。被人告发，干隆判为逆诗，干隆四十七年卓及其子虽已死多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孙卓天柱等被斩立决。
11、干隆二十一年，江苏大灾，庄稼歉收，米价暴涨，灾民无以为生，而贪官污吏只顾自己享乐，置灾民于不顾。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气愤，乃将《四书》凑集成文，题为《吊时语》，抨击贪官。干隆认为这是“侮圣非法，实乃莠民”，朱被杀，凡看过《吊时语》而未告发的也被严惩

背弃即位之初的诺言

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狱。干隆可能是为了记取历史教训，在他即位初年，颇表现了某些开明。大学士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讳。干隆说：“避讳虽历代相沿，而实文字末节，无关大义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如遇“弘�”二字，“上一字着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禾字，书为木字，即有避讳之意矣”。
干隆还曾说，“（朕）自幼读书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即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之陋习，而庶政之不能就绪者鲜矣”。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干隆元年，监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请宽妖言禁诬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的弊病：“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时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陈言，对清王朝康、雍两代的文字狱造成的祸害条分缕析，切中时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响，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文字狱较少见，但在干隆十五年以后，即孙嘉淦伪奏稿以后，他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只不许臣民“据实直陈”他的“错误之处”，而且对臣民的诗文吹毛求疵，断章取义，随意附加“影射讥讽”等罪名，杀人无数。干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见。
一般认为，干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网稍宽，对下面官员或因邀功或因畏罚而送上来的文字狱案，干隆有时批示：“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文字反过于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侥幸逃过此难的。
但纵观清史，康熙、雍正、干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狱上，应说以干隆为最甚。
按《大清律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还有史料说：罪人家的十五岁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之前，俱应先予阉割，十分残忍。上述许多以“悖逆”罪判决的文字狱，大都是按此处理。御史汤先甲曾上奏折，建议：凡收藏野史之类的案件，不宜视为大逆而过分诛求，结果被干隆严加申斥，将原奏折掷还。自后无人敢再提。

干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和各级官吏，搜查禁书。对于有积极表现的，就奖励升官；对于不积极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到处搜查禁书，翻箱倒柜，弄得各州县乡里骚然。官员们在处理案犯时也就无限上纲，宁枉勿纵，而何谓“悖逆”，何谓“禁书”，又没有个标准，所以奸人就可以乱加解释，挟嫌诬告，或因敲诈不遂而告发。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如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干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报：“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官府尚且如此，一些无耻文人更为虎作伥，用各种卑鄙手段获取告密材料，以为自己升官发财进身之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也说：“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为了躲过残酷的森严文网。当时的士人绝大多数也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过日子，更不敢言创新和改革，只能谨守“祖宗之法”，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

大清建国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顺治四年(1647年)，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跟之后的雍正、干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至于干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着，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着作，均干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着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干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着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中华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中华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中华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中华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中华，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至于那些奴才走狗们说什么根据《高宗实录》(这又是一部可以唬人的着作)，这个《四库全书》是干隆帝亲校(够他校一辈子的)，纪晓岚亲自三校。这除了给出版界、学术界增添些笑料还能说明什么呢？

E. 清朝有哪些着名的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开端，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清朝着名的文字狱有：

1、明史案，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

2、黄培诗案，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3、朱方旦案，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聚徒横议，撰《中说补》，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讲王鸿绪得方旦所刻《中质秘书》，指摘其中有诬枉君上，悖逆圣道，蛊惑民心之处，次年二月，九卿议复‘乞正典刑，以维世道’。结果朱方旦被斩。

4、《南山集》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康熙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

4、年羹尧案，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5、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6、吕留良案，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7、屈大均案。《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着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着《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8、“清风不识字”案，翰林院庶吉士徐骏，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9、“维民所止”案，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颂·玄鸟》。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

10、王锡侯《字贯》案，清乾年间（1763-1795），新昌县（今宜丰）棠浦镇沐溪村举人王锡侯，编写出了一部名《字贯》的新书。王锡候的仇家王泷南仅据《字贯》自序中说《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上书江西巡抚海成，指控王锡候诋毁册改《康熙》字典。

11、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被暗指清朝。

12、“古稀罪”案、

13、江西德兴的祝庭诤，为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书中对“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

14、江苏兴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

15、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皆被定为逆案。

16、杭州卓长龄着《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干隆帝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

17、安徽歙县生员方国泰收藏的其祖方芬《涛浣亭诗集》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干隆帝认为有反清复明之心，罗织成罪。

18、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中把干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干隆帝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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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干隆时期，已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

顺治帝施文字狱7次，康熙帝施文字狱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狱20多次，干隆帝施文字狱130多次。

F. 干隆期间所引起的文字狱有那些

一、有人统计干隆时期的文字狱有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受株连者更广。文字狱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导致当时思想上、文化上万马齐喑。所谓文字狱就是统治者从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来镇压对自己不满的知识分子。

二、《明史》案

1、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退休后曾着《明史》一书。业已衰落的朱家将稿以千金卖给湖州富户庄廷鑨。该书讲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有指斥清朝词句。庄廷鑨是个瞎子，将该书作了一些增补，当作是自己写的书。其父庄允城将书易名《明史辑略》，请李令皙作序，又邀江南18位名士列为参订。

2、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是大富豪，顺治十七年以庄廷鑨之名将该书印行于世。康熙二年，归安县吴之荣，罢了知县，想借告发立功，以图东山再起，便买了初刊到京师直接告到司法部门，他乘机嫁祸于朱，他说庄书中所称“旧史朱氏”指的就是朱佑明。刑部于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调查，认为此书有8大罪。主要罪名是扬明朝，毁本朝。庄允城、朱佑明被逮至京城。

3、当时正是鳌拜等四大臣当政，利用此书大做文章，下令严审，给那些怀念明朝的人一点颜色看看。庄廷鑨被掘墓戮尸，其弟庄廷铖（24岁）与李令皙杀头。李令皙四个儿子也处以死刑，朱佑明有五个儿子，都被杀。参校该书的茅元锡与吴之镛、吴之铭两兄弟与江楚诸名士列于书中者吴炎等人都被处死。

4、松魁因为事先没有禀报以其有免刑特权仅仅免了官，而程维藩被杀了头。湖江太守谭西闵到任才半个月，案发后，他与推官李焕都以隐匿罪处以绞刑。刻书、印书、订书、送板的与买书的也都斩首。此案处死的共70多人，受株连的221余人。罪犯妻子都遣送边远地区给人家做老婆。 吴之荣得到庄家与朱家家产各一半，起用为右佥都御史，后来死于寒热。

三、查嗣庭案

1、科举考试规定，八股文的题目须出自四书五经。雍正四年九月，江西乡试正考官查嗣庭以“维民所止”四字命题。此四字本出《诗经·玄鸟》。但有人告发说，查嗣庭出这个题目是别有用心。“维”“止”就是雍正断首，雍正大怒，查嗣庭自然挨上官司。

2、雍正命令，查嗣庭交三法司（刑部、督察院、大理司）严审定案，最后罪名定为“大逆不道”。第二年查嗣庭案结束。查嗣庭虽已在监狱病故，仍受到戮尸、儿子处死、家属流放的惩罚。汪景祺，着《西征随笔》，有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被认为是讽刺康熙皇帝，于雍正四年被杀。此两人都为浙江人，雍正怀恨，于当年10月下诏停止浙江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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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狱在历朝时有发生，以清朝最为严重，其中又以干隆年间尤烈，中国史学家顾颉刚认为：“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 嘉庆帝亲政后改变了干隆朝的文字狱政策，着手平反，此后古代文字狱基本结束。

二、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干隆时期，已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 。顺治帝施文字狱7次，康熙帝施文字狱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狱20多次，干隆帝施文字狱130多次。

G. 清朝的文字狱是谁发起的

清朝文字狱发起于康熙皇帝，到了干隆皇帝在位的时候，文字狱在清朝发展到了顶峰。文字狱不仅能够帮助统治者有力打击异己，而且能起到稳固封建专制制度的作用。

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在清朝出现文字狱绝非偶然，这与当时的朝廷时局、社会背景等许多因素有关，其背后有深远的文化内涵。

到了中后期，清朝文字狱之所以会愈演愈烈，原因在于文字狱的主要目的发展到后面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清除反清势力了，而是旨在夺嫡之争。

当时朝廷中的权利斗争比较激烈，夺嫡争斗促使君王通过文字狱来打压嫡诸王在朝廷中的势力来稳固自己的政权。文字狱也因此在清朝变成掌权者打击异己的有力武器，并一度达到高潮，进而造成文化扭曲等不良后果。

H. 清朝大兴文字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在顺治到干隆年间，文字狱在这个阶段达到了一百六十多次，而干隆甚至以修四库的名义来严查禁书在，最后导致很多的珍贵书籍都被焚毁了。同时因为文字狱，清朝时期的很多文人墨客，甚至是忠心耿耿的大臣，因为文字狱，最后被贬官，最严重的还会被抄家灭族。

文字狱对当时的人民危害很大，而文字狱本身也只不过是掌权着为了稳固手中的权利，以此来限制那些思想者的冤狱而已。同时文字狱也给当时的社会风气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那些选择读书的人，为了抱住自己的性命，最后只好苦读一些四书五经，以此来保全性命，而这样做的后果便是人才的大量流失。

I. 清朝灭亡后，如果大清十二帝齐聚地狱，清太祖第一个要抽谁耳光

清王朝是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是古代大一统王朝之一，辛亥革命以后，宣统帝溥仪在隆裕皇太后的主导之下宣布逊位，正式走入历史。如黄炎培所说，每一个朝代都有他的周期律，那么自从他建立起来，终究有灭亡的一天。一如生老病死都是人之常情，清王朝也不例外。

道光帝绵宁，39岁即位，69岁死去，父祖时期和西方拉开的差距到他这里开始显现，1840年的鸦片战争随后签订南京条约，即使道光一心想扭转局势，但是无力回天，三十年皇帝生涯一无所成，又在立储位上选择咸丰即位，导致了后来的慈禧主宰国家局面，他要为清朝的灭亡负担一定的责任。

咸丰帝奕詝，21岁即位，31岁死去，即位于太平天国爆发时候，死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时间，可以说是多事之秋，作为清朝最后一个有实权的皇帝，赶上了清朝最糟糕的时代，与父祖们多子多孙的局面不一样的他只有一个儿子，在死的时候安排八大臣辅政，可是被两宫联合宗室夺权。他的苦心安排打了水漂。千疮百孔的清朝已经无力回天。他也要服气足够的责任。

在罗列完这一些人的功过之后，歪史认为，假如努尔哈赤泉下有知，找子孙算账，干隆、道光、咸丰都是他算账的对象。而且首先要找咸丰，正是因为他糟糕的能力让清朝走向了崩溃的悬崖。

J. 干隆83岁写下“禅”字，大臣们拍手称赞，和珅看后为何已知在劫难逃

一、

尤其是干隆退位之后依然掌握着实权，作为宠臣的和珅也尝到了甜头，所以他要拼一把，用他的余生来换与干隆同进退。如果在当时让他许个愿的话，我想和珅的愿望一定是：

希望干隆再活五百年。

很显然这个愿望，是奢望，只是他没想到干隆会走得那样急，更没有想到嘉庆会在干隆还没凉透的时候，便对自己动手。

可是，等和珅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不知道他是否会后悔没有在领悟到干隆写下的那个“禅”字的时候应该急流勇退、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