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捕食照片高清图片

⑴ 这是啥虫子

婪步甲虫,中华婪步甲，昆虫纲，鞘翅目，步甲科昆虫。体黑色，有光泽；上颚部分、上唇周缘、口须、触角、前胸背板侧缘及后部棕红色；体腹面黑褐色。头部光洁无刻点。成虫出现于6—9月份，是农区较常见种类。捕食红蜘蛛、蚜虫等昆虫，但也能取食小麦、大麦、燕麦及黍类作物的种子。分布在朝鲜、日本、俄罗斯、中国。

捕食红蜘蛛、蚜虫等昆虫，但也能取食小麦、大麦、燕麦及黍类作物的种子。成虫出现于6—9月份，是农区较常见种类

⑵ 动物的捕食图片

⑶ 老虎的天敌是什么老虎有哪些本领

因为老虎处于食物链最顶端，故而老虎基本上没有天敌。民间素有所谓‘’头猪二虎‘’之说，但实际上野猪根本斗不过老虎；另也有所谓‘’虎怕群狼之说‘’，但群狼多为十几二十只，就像一群小混混挑战一个高大魁梧的拳击手一样，其结果可想而知……

由于脚掌上有厚厚的肉垫，所以老虎在攻击之前机警隐蔽，基本上悄无声息。老虎发现猎物时会俯身贴着地面慢慢潜近，接近猎物时即突然跃起攻击背部：这是老虎为了避免猎物挣扎反抗，于是先用利爪刺穿其背部后将其拖倒，然后再用四颗尖利的犬齿将其喉部咬断。对羚羊、麂子等小型动物，老虎有时也会一口咬断其颈椎。老虎偶尔有时也会吃点素：采食浆果和野草帮助消化。

⑷ 为什么有那么多“打虎”典故，古代老虎很多吗

事实上，从秦汉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朝，虎患都是存在的。当时不是有句话吗，“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
古代驿道常常要经过山高林密处，这些地方常常就潜伏着老虎。行人如果强行通过，就有被吃掉的危险。
曹操诗《苦寒行》中有写“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曹操率兵亲征高干时，途中经过大行山羊肠坂道，就要时刻提防周遭老虎之类的猛兽
在正史中有关虎患的记载并不多，即便有，也是寥寥数语。比如，《魏书》有“尝有虎害”“河南有虎七”，《元史》有“东海珠、牢山旧多虎”等零星的记载。
这里面有个故事需要注意。说北朝有个叫刘仕儁的孝子，他的母亲去世后，刘仕儁为母守孝，就住在了坟墓旁边。期间，刘仕儁时常受到虎狼的侵扰。
根据史料记载，刘仕儁是彭城人。这里的彭城就是古代的徐州，徐州自古以来便是交通要道，人口流动频繁。徐州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深山老林或地处偏远的城市了。
当然，对于人类来说，这还不是最可怕了。毕竟人行走山中，侵扰了老虎的地盘，老虎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理解的。

⑸ 猛虎捕食的介绍

位于河北省景县城东南15里处的高地上，原有18座墓，俗称“十八乱冢”，是北朝门阀士族封氏“集族而葬”的族系墓群。墓群占地面积约200亩，现有墓冢15座，集中排列，大小不一。大的墓冢高六、七十米，周长百米；小的跟普通坟茔相近，高一米有余。
1948年，墓群中有几座墓曾被发掘，清理出部分随葬品，共有文物300余件，墓志5合。出土的随葬品中，有陶器、瓷器、铜器和大量陶俑，极其珍贵，尤其是青瓷器“莲花尊”，个大、造型美、釉质光泽晶莹，为全国稀有文物，现保存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并曾多次出国展出。它的出土，成为北方青瓷的重要实证，从而推翻了北方不出产青瓷的论断，为北方瓷器发展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另出土的封魔奴墓志是河北景县封氏墓群中年代最早的墓志，不仅可补正史书，而且对研究北朝历史，特别是渤海封氏家族的兴衰，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
封氏墓群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帝王陵墓建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燕赵大地是中国封建帝王陵墓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

墓葬起源于人类灵魂观念的产生。在上古时代，墓上还没有封土或其他标志，即所谓“不封不树”。以后，为识别和祭奠先祖，墓就有了坟丘。到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高大的墓冢，《周礼·春官》载“以爵为封丘之度”，即爵位等级越高，封土也越高，状如山丘，如赵武灵王的赵丘、燕昭王的昭丘，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附近也有锥形大墓，高达10—15米。这种形式的封土称为“方上”，用黄土层层夯筑，底宽上狭、方形平顶，故称“方上”。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专称“陵”，将山陵比作最高统治者，如“山陵崩”，即指君王去世了。从秦汉起，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皇帝至高无上，其墓上的封土形如高山，帝陵附近还有大范围的礼制建筑物，地下墓室安放着皇帝的棺木和随葬品。汉时，个别帝王也有以山为陵的，如汉文帝的灞陵，在河北满城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也是开山凿洞修成。这种凿山造墓的形式盛行于封建政治、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唐代。“依山为陵”比“封土为陵”更显得气势雄伟，象征着皇权的神圣尊严，体现了帝王气魄之宏大。经过辽金元数百年，到了明清时期，燕赵大地作为畿辅之地，累世帝王陵墓都在北京附近选点立基于“风水宝地”之上，以山为屏，宏伟壮丽，格外庄严肃穆，如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皆如是。这一时代的坟丘已变成宝城、宝顶式，宝顶之下是地宫，封建帝王陵由“依山为陵”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古人认为“事死如事生，礼也”。所以帝王陵是仿其生前从政和生活的都邑宫室营造的，从巨大的陵墓，到作为供奉、祭祀用的建筑群，形成一个宏大的陵园。早在战国时代，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遗址就出土一块《兆域图》铜版，即陵园平面图。经过2000多年的演变，发展至明清，陵园格局已形成定制，地面建筑主要是祭祀建筑群，一条神道贯穿南北，四周筑以墙垣，满园苍松翠柏。陵园的地下建筑主要是宝顶下的地宫，宫内的建筑和陈设极其豪华精致，堪与帝王人间宫殿媲美，大批珍贵的随葬品，如衣冠服饰、丝麻织物、陶瓷玉器、金银珠宝，盈千累万，竞吐光华，无数的宝藏是帝王生前豪华腐朽生活的见证。

历代封建统治者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庞大的陵墓和用来供奉、祭祀、朝拜的建筑群，并不断举行隆重的谒陵活动，这是推崇皇权和加强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今天，历代帝王陵寝制度及其建筑已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史、建筑史、艺术史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社会发展和政局变动的很有价值的材料。

第一节 燕、赵、中山王陵
一、燕下都王陵

燕下都是战国时燕国都城，位于今河北易县城东南高陌村一带。燕下都故城遗址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挖掘、勘察和钻探已证实，内城西北角外“虚粮冢”的土台和内城西北角的“九女台”都是当时燕国王室的陵墓。在“虚粮冢”有13座古墓，封土高低不等，有的高达10—15米，分4排布列，井然有序。“九女台”还有10座古墓，其中挖掘清理的第16号墓，封土高大，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前后有两处墓道，墓室全长10.4米，宽7.7米，深7.6米。主要出土文物是成组的大型陶器，质地较细、内杂云母、表皮微亮、器形模仿春秋以来的铜器，浑厚大方，如成组的编钟、列鼎、豆、壶、簋、盨、鉴、盘、尊、盉、匜等。器物的足、柄、流、耳、环等部位多成兽面形象。器表刻划、拍印或赭色彩绘花纹，均模仿铜器纹饰，如陶纹、兽面纹、夔龙纹、夔凤纹、蟠螭纹、雷纹等。出土玉石器中，有成组的石罄、佩饰、玉珠等，但未出现铜器。燕下都九女台16号墓的挖掘对了解燕国王室陵墓的结构及器物的一般特征很有价值，而且也为燕国文物的断代提供了依据。

二、赵邯郸王陵

赵邯郸故城遗址，经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勘察，已知在王城西北15公里的陈三陵村是赵王陵墓区。1978年试掘，在西北4公里的万家村一带又发现了赵国贵族的墓地。

赵自敬侯选都邯郸，传八世而亡。八代国王陵墓见于《史记·赵世家》记载的有肃侯十五年“赵寿陵”，武灵王陵在“蔚州灵邱县”，末代君王迁“流放于房陵”（今湖北房县）。余下五王（敬侯、成侯、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未见记载。考古工作者发现陈三陵、周窑、温窑五个陵区中的陵台不仅有高大的封土，而且有高大的台基。从遗存的砖瓦证实，当时有“享堂”类建筑，陵周有围墙，各陵背岗面阜十分壮观。5座陵台排列井然有序，布局结构相同。陵前有御路，台上有享殿，台周有坊，园寝外有围墙，其规制与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兆域图”规制相同。3号陵台可能是赵王和王后的合葬墓。

三、中山国王陵

1974年以来，文物工作者勘察并发掘了中山国灵寿故城及中山王墓。中山王墓区在城西北部约2公里的西林南坡上，东西并列大墓两座，西边一座是中山王的陵。封土为陵，高约15米，南北长110米，东西宽约92米，封土中部有地面建筑遗址。墓的主室结构平面呈“中”字形，南北长110米，宽约29米，底距口深5.7米，分南墓道、北墓道、椁室、东库、东北库、西库6部分，规模宏大。陵墓地面上有陪葬墓6座，分列东、西、北三面，南面还有车马坑2座，西侧台下有杂殉坑和葬船坑各一。这是一座典型的战国时代王陵，虽然地表已是荒基零础，但发现于椁室的“兆域图”铜版却显示出王陵初建时的规模和形制。“兆域图”标明了“王堂”、“王后堂”、“哀后堂”，以及其他宫、垣的位置、建筑结构和尺寸。铜版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1厘米，上面的铭文和建筑标记均用金银镶嵌而成，至今清晰可见。这是全国发现的最早的帝王陵墓规划图实物。按图版所记，地面有二道长方形的宫垣，南边正中开门，宫垣中间并列5间“堂”，中央为“王堂”，左右两边有“王后堂”和“哀后堂”，均“方二百尺”。墓上封土呈覆斗状，顶上有圆形的回廊建筑。所谓宫垣即陵园围墙，所谓“堂”即寝殿，是死者灵魂安居的地方。另一说，“堂”是供后人祭祀祖先用的“享堂”，是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二者的分歧姑置不论，先秦陵墓封土的高大和地面建筑的规制对后代王朝肯定有着极大的影响。秦汉帝王陵的宏伟建筑和逐步完善的封建兆葬之制就是在先秦陵寝制度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起来的。

中山王墓出土文物丰富，其中最珍贵的如铁足铜鼎，为铜铁合铸，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鼎壁有铭文469字，构字秀美，刀法娴熟。铜方壶，通高36厘米，直径35厘米，盖顶饰云形钮，肩部饰双龙，造型美观，方壶四壁铭文450字，是后人了解中山国君世系的珍贵材料。错金银铜虎噬鹿屏风插座是又一件稀世文物，长51厘米，高21.9厘米，重26.6千克，通体错金纹饰，其形制是一只斑斓猛虎，后尾刚挺上卷，身躯弓曲，刚劲的利爪正捕食一只小鹿，虎前爪悬空，设计者用鹿腿支撑平衡器体，构思奇巧，造型新颖，是国之瑰宝。

第二节 两汉分封王陵墓
一、西汉中山王陵

燕赵大地虽非秦汉帝陵之区，但两汉分封王陵墓却很多，其中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山陵，仍以当时少有的凿山造墓的形式以及随葬的金缕玉衣等稀世文物在中国古代陵寝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满城位于太行山东麓，在县西北山脚下有一片丘陵地带，这里有一座孤立的小山，俗称陵山。陵山高200多米，由三个连绵的山峰组成，主峰居中，山顶较为平坦，左右两峰遥相对峙，似人工双阙，天造地设，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就坐落在主峰的东坡上。

汉初大封同姓王，以屏藩皇室。汉景帝的庶子刘胜在公元前154年被封中山国，这是西汉第一代中山王，辖境相当今狼牙山以南、保定安国以西、唐县新乐以东、滹沱以北的地区，治卢奴（今定州市）。刘胜死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统治中山40余年之久。

刘胜墓坐西朝东，开凿山岩作墓室，其布局仿人间宫殿建筑。在墓道尽头，南北各有耳室一间，穿过宽敞的中室进入后室，全长51.7米，最宽处32.5米，最高6.8米，墓道长20余米。南耳室为车马房，内葬装饰华丽的马车6辆，马12匹。北耳室内藏粮食、鱼肉类、满缸的美酒以及各式各样的饮食用具。中室最为宽敞，方形，长15米、宽12米，两座宴会用的木质帷帐（已朽烂倒塌）十分精美，这是供死者灵魂饮酒作乐的厅堂。中堂的西端有后门一道，门扉上有铜质镀金兽面衔环一对，打开石门即进入后室，内又分主次两室，主室长约5米、宽4米，由石板砌成，四壁涂红色，室北正中有汉白玉棺床，上置刘胜棺椁。整座墓内有排水系统，沟沟相通，最后流入渗井内，避免了水浸损害。

在刘胜墓北面约120米的山坡上建有其妻窦绾墓，内部结构布局与刘胜墓相似，规模略大。两座墓密封无隙，先用石块填充墓道，后砌两道土坯墙，以铁水浇灌弥缝，坚如磐石。刘胜山陵建在山峦之上，居高临下，气势壮观，显示了西汉一方之王的尊严和显贵的地位。

随葬品数量浩大，有铜器、金银器、玉石陶器、漆器等4000余件。造型独特、装饰新颖的刘胜墓的漏壶，呈圆筒形，高22.5厘米，安插标时的刻箭随水的升降标示时刻。这座古计时仪是目前全国出土的漏壶中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最早的一件。此外，长信宫灯、当户灯、铜羊灯、铜雀灯、错金博山炉、鼎形铜熏炉、长乐宫钟、错金银鸟篆钟、中山内府钟、钫、?、鋗，以及鎏金铜口饰、铜镜、玉人、石俑、铜链子壶、料耳环、各种彩绘陶器、医用金针、穿孔工具、铜戈、铜剑、玉具、铁剑等等，都异常精美，世所少见。

刘胜夫妇的葬服——金缕玉衣是全国第一次出土的最完整的玉衣。玉衣由金丝连缀玉片制成，全身分头部、上衣、裤、手套、鞋5部分组成，不同的部位采用不同形状的玉片，有长方形、方形、三角形、梯形、多边形等，每片约0.3毫米厚。刘胜玉衣由2498块玉片、金丝1100克制成，窦绾玉衣由2160块玉片、600克金丝制成。两套玉衣巧夺天工，堪称国宝。

在刘胜夫妇陵墓的南山梁上还发现18处陪葬墓。均以长方巨石叠砌，上圆下方，宽处长15米，高4—7米，下有竖穴洞室。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刻有“公官容五斗重七斤九两”的铜鼎。封建王侯生活极其奢侈腐化，刘胜也不例外，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众多的陪葬墓正是他生前妻妾成群的旁证。

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是两汉分封诸王陵的代表。除此以外，还有建于今定州的西汉中山王刘昌、刘修和东汉中山王刘焉以及建于今北京丰台的西汉广阳王刘建、今石家庄小尚村的异姓王赵王张耳的王陵。在今献县也发现了河间献王刘德、孝王刘开、惠王刘良的墓群，都有文物出土，十分珍贵。

二、昭君墓

昭君墓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南10公里处的大里河畔。墓身是一座人工夯筑的大土丘，高约10余丈。每当“凉秋九月，塞外草衰”之时，惟独昭君墓上的草色青青，因此又称“青冢”。

在古代文献中最早记载昭君墓的是唐代杜佑所着《通典》。在《通典》卷一七九州郡典古冀州下单于大都护府金河县条目下，明确载有“王昭君墓”。宋代乐史所着《太平寰宇记》也载，昭君墓在金河县西北，因墓上草色常青，故曰“青冢”。《辽史·皇子表》中也提到青冢。据内蒙古史学家判断，上述史籍所载昭君墓及青冢，均指现今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

王昭君出塞和亲，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被封为宁胡阏氏。昭君出塞对当时西汉与匈奴和平友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历来受到各族人民的尊敬和赞颂。在伊克昭盟达拉特旗境内也有一座昭君墓，传说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就有十几座昭君墓。这样多的昭君墓正反映了广大人民对王昭君这位民族团结友好使者的怀念，后人为她立墓表示了对她的敬仰和热爱之情。

第三节 魏晋至辽金帝王陵
一、魏晋北朝群墓、永固陵和茹茹公主墓

经东汉末群雄割据纷争，曹氏建立了魏国。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称帝，追尊操为武帝，因曾建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故葬于高陵（临漳县西原）。《三国志·魏书·武帝记》载，曹操曾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在《遗令》中他还说过类似的话：“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知曹操主张薄葬，其高陵也无地面标志，所以后世难寻故迹。其子曹丕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有鉴于“汉氏诸陵无不挖掘”，故“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可见曹氏父子依山为陵，不封不树是防盗掘，所谓“祸由乎厚葬封树”。历史上传说曹操设72疑冢以惑后人，这是以讹传讹。一说在河北省磁县东漳河两岸，向东北距磁县城约10公里处分布的大型墓群即所谓的72疑冢。经考古工作者实地调查和部分发掘清理，这些墓为东魏、北齐的皇室、王公贵族的墓葬群，与曹操无关。但魏武帝陵冢尚未发现，是中国陵寝史上众多悬案中的一件。

魏晋以后的十六国和南北朝，政权屡易，燕赵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西晋灭亡后，匈奴、羯、氐、羌、鲜卑族等相继在中原建立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这些少数民族大多采用传统的“潜埋”葬制，地表不封不树，后世难以发现其所在。只有少数帝王封土起陵，如淝水之战后，鲜卑族慕容垂恢复燕国，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史称后燕，在今定州市城区就有尚未发掘的慕容陵，封土高数米，市内宋代寺院遗址净众院的碑铭中有“北枕慕容之高陵”的记载。(定州市情调查组编着：《中国国情丛书·定州卷》，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经过十六国以来百余年的纷争，到439年，鲜卑族拓跋珪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为巩固统治，在政治上广封同姓王，分守诸州，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完善封建土地制度，北魏政权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后期的北魏吏治日趋衰败，对南朝的战争更激化了社会矛盾，各族人民起义此起彼伏。祖居河北景县的鲜卑化汉人高欢乘机控制朝政，废孝武帝，另立孝静帝，由洛阳迁都到邺，史称东魏。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又废东魏，建立北齐政权。高欢为巩固统治推行北镇鲜卑集团与河北世族豪强集团联合专政的政策。当时河北世族位居要政的主要有渤海高氏、封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无极甄氏等，他们有力地支持了东魏、北齐政权。这些世族实行“集族而葬”的习俗，在今河北景县东部有俗称封家坟、十八乱冢的墓群，在景县南部有习称“高氏祖故”的群墓，就是封氏和高氏两大家族的茔域。葬制皆封土为陵，封氏墓群占地13.3公顷，最大封土高7米。高氏墓群最大封土高约30米，占地133.3公顷，墓近百座，排列有序。封土下有墓道通墓室，随葬品虽经盗掘，但仍出土丰富，显示出墓主人尊贵的身份。尤其是出土的青瓷莲花尊和彩绘陶俑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957年在河北省无极县史村，发现了北朝时甄氏族墓地，在已发掘的3座墓中除出土大量陶器外，还有甄谦买地券和甄凯志石一方，为研究甄氏一族的历史和北朝门阀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一时期在燕赵大地北部具有帝王陵墓规格的是北魏冯太后的永固陵。冯太后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州市）人，孝文帝即位初曾临朝听政，时北魏以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都，太后寿陵选定在方山（今大同市西北）南部山顶上，基底方形，上部圆形，高22.87米，南北长112米，东西宽124米。在陵南建有永固堂石室，属祠庙性建筑，主要结构用“文石”筑成，檐前四柱用“墨石”雕就，堂前有碑刻、石兽，左右列松柏，陵院外有浮屠、斋堂。整座陵墓形制继承了汉葬之制，又兼具鲜卑族“凿石为祖宗之庙”的遗风，这是一座鲜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相结合的陵墓，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

同时期，在燕赵的南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墓葬，还有东魏茹茹公主墓，位于河北省磁县东南大冢营村，砖砌，平面作“甲”字形，包括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南北总长34.89米，东西宽5.58米。墓内保存了大量壁画，绘有墓主茹茹公主的画像及侍女等。墓内早期被盗，但仍出土了各式陶俑、动物模型、青瓷器、各种金饰品等共1000多件，还出土了两枚拜占庭金币。墓内出土墓石一方，篆盖有“魏开府仪同长广郡开国高公妻茹茹公主闾氏铭”，志文22行，全文463字，字间有界格，字为魏碑体。

茹茹，史作芮芮、蠕蠕，自号柔然，东胡之苗裔，姓郁文闾氏。东魏兴和三年（541年）丞相高欢送东魏乐安公主嫁予阿那环之子庵罗辰。兴和四年（542年）“阿那环请以其孙女号邻和公主妻济神武第九子长广公湛，静帝诏为婚焉”，志文和《北史·齐本纪》所载相同。时高湛年仅8岁，而茹茹公主年方5岁，两家是娃娃亲，志载茹茹公主死于武定八年（550年），时年13岁，此门娃娃亲显然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此志所记内容可以补史，而且为确定高欢、高澄墓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辽、金帝王陵

北方长期的分裂局面直到隋唐建立才宣告结束，从此进入了中国封建史上最繁盛的时代。燕赵大部分州县隶属唐之河北道。唐朝实行依山为陵的葬制，岗阜环抱，气势宏大，但也有封土为陵的，如唐敬宗的庄陵。在河北隆尧县城南15公里处的王尹村北，有大唐祖陵两座共一茔。建陵始于高祖李渊，唐玄宗开元十三年（235年）又在陵东建光业寺。建初陵是唐玄宗八代祖李熙陵，启远陵是七代祖李天赐陵。均有高大封土，陵前有华表、石狮、石马，雕刻手法娴熟、形象自然逼真，具有盛唐风格。虽封土已平，寺庙已毁，但石雕犹在，这是燕赵少有的唐代陵墓建筑。以后，在燕赵建都称帝并兴建皇帝陵的是自辽、金两朝开始的。

辽朝是我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契丹所建。早期在今辽河一带游牧，唐末，迭剌部首领阿保机统一契丹，916年建国号契丹，947年改国号为辽，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契丹族建国后与中原联系逐渐加强，农业、手工业得到普遍发展，民俗民风也逐渐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辽朝帝王陵分在三个地域：辽太祖阿保机的祖陵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辽太宗、穆宗的怀陵，圣宗、兴宗、道宗的庆陵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世宗的显陵、景宗的乾陵在今辽宁北镇县境内。凡帝陵均设有奉陵邑，守护陵园。辽陵虽未经发掘整理，但地方民族特色仍可显见，如陵前石人雕成箭袖窄袍，背后梳一条长辫，与中原风格不同。另据1995年1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发现辽代女贵族“苏娘”的墓，从墓画看，墓主人年轻美貌，有众多侍女簇拥，地位显赫。墓室结构具有草原与中原建筑风格相结合的特点。墓葬分内外二层，外面是砖砌仿穹庐式的圆形帐庭，里面是石砌彩绘汉式长方形石房，其独特的风格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象征。这座女贵族墓为了解辽帝王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原分布于东北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一带，长期受辽统治者的压迫。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举旗反辽，建金朝，是为金太祖，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亦称上京。10年后，金兵亡辽灭北宋，占据中国半壁河山。金朝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京，称中都。随都城内迁，金朝始在中都建陵寝。金初，太祖陵建会宁北城外，称睿陵。完颜亮建中都后，于贞元三年（1156年）三月迁睿陵于北京大房山。房山县位于北京西南约60公里处，自然环境幽静秀丽，西跨太行山北段，山岳重叠，林木丛郁，明秀异常，金陵就建在县西10公里的云峰山下。这里埋葬着金始祖至金章宗皇帝，以及后妃、诸王，成为建在北京的第一个皇陵群。

金陵区大致分帝陵、后妃陵、诸王兆域3部分。帝陵有太祖的睿陵、太宗的恭陵、睿宗的景陵、世宗的兴陵、章宗的道陵。被追谥者有熙宗的思陵、显宗的裕陵。遇弑且被降为庶人的海陵帝则葬在山陵西南侧，这是个例外。诸帝之陵均有皇后陪葬，而各妃死后葬在“诸王兆域”中，位于云峰山之北麓。整个陵区规模很大，世宗在位时，周界近80公里，四周园墙还设有“封侯”即土堡，以加强守护。

金陵是处风景秀丽而又壮观的古建筑群，后世元曲作家冯子振写了《鹦鹉曲·燕南八景》，其一就有“道陵前夕照苍茫”一景，道陵即指金章宗之陵。金陵园的地面建筑在明朝末期受到大肆破坏。当清军所至克捷，兵取辽阳时，明帝惑于“形家之说”，以清发祥渤海，疑与王气相关，故天启元年（1621年）起，罢金陵祭祀，次年拆毁金陵，割断地脉，又建关庙其上为厌胜之术。将国运衰微移咎于异代山陵，致使金帝王陵从此荒圯，面目皆非。清康熙皇帝即位初，以“知金太祖、世宗二帝陵在兹，追念鸿烈”，于是命礼部“修其颓殿，俾规制如初”。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金太祖陵地面宽平，重建飨殿，筑围墙，立正门，凡祭台甬道倾地处，如式修整。金世宗陵的飨殿、祭台、甬道、缭垣也均行增修。民国时期金陵又屡遭破坏，地面建筑再次被毁殆尽。仅知金太祖陵丘为三合土夯筑，高5米，周长30余米，这是清重修过的遗迹了。在坟南有飨殿遗址，殿基进深12.20米，宽16米，殿柱16根，直径30厘米，陵墙已成残垣断壁。金世宗的兴陵结构与之相似，规模略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自1986年起开始对金陵作考古调查，这座具有女真族风格的地下文物宝库将重见天日，再现光华。

总观西晋以来帝王陵寝，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主要继承了中原传统文化，同时保留了本民族的习俗风尚，给燕赵陵墓建筑文化增添了新的一页。

第四节 明十三陵
1368年元朝的统治被推翻，朱元璋称帝建立了明王朝，定鼎南京。明太祖朱元璋死后葬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的独龙阜，是为明孝陵。自明朝第三代皇帝建都于北京的永乐帝起，到明末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止，共有13位皇帝相继葬在北京昌平天寿山，是为明十三陵。

一、十三陵的兴建

早在永乐五年（1403年）时，皇后徐氏病逝，明成祖派礼部官员去北京择定“吉壤”，先拟定口外屠家营，由于“朱”与“猪”同音，有被宰杀之嫌，犯地讳而不用。又拟选昌平的“狼儿峪”，朱（猪）遇狼是不祥之兆，也不可用。后欲选西郊“燕家台”，因“燕家”与“晏驾”谐音，有死亡之意，更不吉利。直到永乐七年（1405年）明成祖才亲自择定在燕山支脉的天寿山。

天寿山原名黄土山，位于北京昌平县，距市区约80多公里。这里山间明堂广大，群山若封似闭，中间土水深厚，不仅风景优美，而且以山为屏，易守难攻。一日，永乐帝“驻跸于此饮酒，是日适万寿之期，群臣上寿，故名天寿”，黄土山从此名天寿山（于敏中：《日下旧闻考·京畿·昌平》）。永乐帝遂降旨圈地80里作陵区。

经过4年的大兴土木，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将徐皇后棺椁由南京迁来。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于军中，遂与徐皇后合葬，直到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永乐帝长陵才最后竣工。以后相继葬于天寿山的还有仁宗朱高炽，名献陵;宣宗朱瞻基，名景陵;英宗朱祁镇，名裕陵;宪宗朱见深，名茂陵;孝宗朱佑樘，名泰陵;武宗朱厚照，名康陵;世宗朱厚熜，名永陵;穆宗朱载垕，名昭陵;神宗朱翊钧，名定陵;光宗朱常洛，名庆陵;熹宗朱由校，名德陵;思宗朱由检，名思陵。共13位明帝埋葬在这里，通称明十三陵。陵区方圆80里，东、西、北三面环山，如拱似屏，气势磅礴。十三座陵又各依一个山峦，而明成祖的长陵是整个陵区的主体，其他十二陵分布于东南、西北和西南处，彼此相距500—1000余米不等。在天寿山南麓的缓坡上，距长陵约6公里处有两座小山崛起，东名蟒山，西名虎峪山，十三陵的大宫门（习称大红门）正居两山之中，成为十三陵的天然入口。

自迁都北京的永乐帝起，明朝有14位皇帝，为什么只有十三陵呢?明朝有一段历史说明了这个问题。迁京后第四代皇帝英宗朱祁镇当朝时，西北部蒙古族瓦剌部强大起来，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兵大举南侵，明廷宦官王振贪婪蠹国，为恃功自重，竟挟持英宗“御驾亲征”，结果发生“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位于今河北怀来县东，蒙古兵俘虏了英宗。消息传到北京，中外惊骇，英宗弟朱祁钰即位，年号景泰，在以兵部尚书于谦为首的抗战派主持下，军民打退了蒙古兵的围攻，保卫了北京，挽救了明王朝的厄运。蒙古瓦剌部自此也日渐削弱，并把英宗释放回京。朱祁镇先称“太上皇”，后发动了“夺门之变”杀害了景泰帝，重新复辟，改元天顺，而把景泰帝及皇后葬在京西的金山。后世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修缮了景泰帝生前所建陵墓，但始终没有迁葬，以后用来安葬短命的光宗皇帝，称庆陵。所以，明十三陵在明时只建了十二陵。

⑹ 一只野生猛虎为了捕食， 攻击某人。 恰好那人是武林高手， 左闪右避 外加打耳光调戏猛虎， 游刃有余

不用几下，很快的，野生的肉食动物其实智商很高的，不然早饿死了！！狡猾大大的！

⑺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鸟啊 有下面这张图的高清图片嘛 谢谢大家啦

因为您的照片不够清晰，所以没有办法帮你解答。

⑻ 狮子和老虎都是顶级的掠食者，哪一个战斗力更强

老虎与狮子都是猫科豹属的动物，同属于顶级的捕食动物，在各自的食物链之中占据顶端。

那么如果狮子与老虎战斗，谁更强呢？

狮虎的搏斗，在野外遭遇的很少，印度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既有狮子又有老虎的国家。虽然生活在印度的亚洲狮的大小是要小于非洲狮的，但印度分布的老虎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东北虎，从历史上的化石发现，也就是狮虎分布区域的变化情况，可以得到印度的狮子的分布区域实际上是在被虎的分布区域压缩的，这可能从一个侧面证明在搏斗中老虎的实力更强。

而在古罗马的斗兽场中，也出现了过多次猛虎与狮子的搏斗，在这样的搏斗之中，虎取得胜利的次数要大于狮子取得胜利的次数。而因为虎是独行动物，在东北的原始森林中也有多次出现，猛虎猎杀黑熊，甚至棕熊的新闻。而狮子是群居动物，狮子很少有能单独猎杀其他的大型猛兽，狮子的对手，比如鬣狗、花豹等体型都小于狮子。

所以狮虎的交锋的话，从历史记载与体型来看，老虎的胜率应该更高。

⑼ 中国科学家在琥珀里找到史上最小恐龙，如蜂鸟大小的它是如何捕食猎物的

这种最小恐龙，有尖利的爪子可以捕抓节肢动物跟昆虫，有锋利的牙齿可以咬破节肢动物的外壳，并且撕碎他们的身体，咬食猎物。

蜂鸟大小的身体，决定了他们无法捕猎大型的动物，所以这种最小的恐龙，只能捕食体积与他们相仿甚至更为微小的小昆虫。

而复原的图片还表明，这只恐龙的眼睛还有呈现匙形的巩膜小骨，这些小骨及对应的结构，可以确保它在阳光下生活而不至于被阳光灼伤。所以我们还可以判断出，这恐龙还是日间捕食的物种，眼睛为了适应日间生活而形成这样的结构。

不过相比起大型的恐龙，这只“蜂鸟”一般的恐龙，体形明显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它可能还扮演着一种“共生”的清洁恐龙的角色：类似给鳄鱼打理清洁牙齿的小鸟，这只小恐龙，也在为其他恐龙服务，帮助它们清洁牙齿为生，因此，有那么多的牙齿就有更合理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