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文字獄圖片

A. 山洪沖出一座諸葛亮提寫的石碑，為何乾隆下令，看過此碑的人都得死

因為乾隆時期在推行文字獄，孔明碑記上面對未來的事情多有揣測預言，多多少少有忤逆的意思。雖然當時的寫的那個人已經很謹慎小心了，但是乾隆不會放過一點點忤逆自己的人，所以看過的人都被問斬了。

但是百姓對孔明碑記的重視程度，從心中的敬愛程度已經遠勝自己了。所以乾隆皇帝下令，所有看過孔明碑記的人統統問斬，與此事牽扯不清的人統統流放。

B. 一直從在的文字獄為什麼在清朝會變的最嚴厲

說到文字獄，給人的第一種個感覺就是不寒而慄。特別是清朝康雍乾時代發展的非常嚴重，殊不知這種情況在歷朝歷代都有，只是說或大或小而已。最早的話可以追溯到漢朝漢宣帝統治時期，楊惲由於在奏疏上言語不當得罪了漢宣帝，被處以腰斬。

熟讀明史的人都知道朱元璋以前家裡特別貧窮，硬是靠著自己雙手成功打下天下。比如說翰林院高啟寫了上樑文，帶著龍盤虎踞這四個字。老朱覺得這是在嘲諷他消滅張士誠思念故主，於是把他腰斬；再一個他非常忌諱有人說他是光頭，野史中記載徐一夔曾經在賀表裡寫到「光」和「則」字，意思嘲諷朱元璋當過和尚，於是把他殺掉，這個在歷史存在爭議。

2：朱棣時期繼承其父，清洗方孝孺余黨

朱棣在殘暴殺人方面完全繼承了他父親的作風，由於地位不正。滅掉方孝孺之後，事情還不算完。下令如果有誰家中藏有方孝孺的詩文，都將被處死。永樂三年，庶吉士章朴家中藏有方孝孺的詩文，因此受到牽連被誅殺。

1：康熙時期的文字獄

說到清朝的文字獄，有那麼一部分人選擇視而不見。事實上這種看法是極其錯誤的，恰恰是在所謂的康乾之治里，一朝比一朝發展的更加嚴重。康熙時期爆發了許多個案子，就那幾個典型的距離。比如說黃培詩案：「黃培本來是錦衣衛都指揮使，明朝滅亡後隱居在家，曾經接濟過農民起義軍。曾經寫過一首詩表達出了反清復明的思想，告黃培的人便是家僕黃寬之孫黃元衡，等到他考中進士後，解除與黃家的主僕關系。向官府告狀，因此黃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處斬。」

還有康熙十九年爆發的朱方旦案，由於在寫的詩集當中有悖逆聖道，蠱惑民心之說。因此朱方旦被處斬，弟子等數人也是秋後處斬；康熙五十年又爆發了一個南山集案，當時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對康熙篡改南明歷史的行為表示不滿，於是通過訪問明朝遺老和參考文獻資料寫了一本書。晚年被告發，康熙帝大怒，將戴名世凌遲處死，家中男子十六歲以上都被處斬，女性以及十五歲以下男子被發給清朝功臣家中做家僕。

2：雍正時期的文字獄

雍正時期的文字獄案件有很多，這裡面就說一個典型，年羹堯案。他的妹妹嫁給了雍正皇帝，按理說皇親國戚，最終沒有逃脫皇帝毒手。雍正三年二月，出現「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的天文奇觀，許多大臣紛紛上表祝賀，雍正皇帝仔細看年羹堯上的奏疏，很快找到了毛病。一是字體潦草，第二將成語顛倒了，意思就變味了。雍正認為年羹堯居功自傲，其心可誅。那些對年羹堯不滿的官員看見皇帝點了頭，於是紛紛上疏彈劾他，最終導致年羹堯自殺，親朋好友褲祥被殺的被殺，流放的被流放。

3：乾隆時期的文字獄

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是一朝比一朝嚴重，乾隆帝更是驕傲自負之人。根據史料記載，乾隆時期的文字獄發生高達一百三十多起，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處以死刑。首先拿兩個案子舉例，一個是徐述夔案，徐述夔去世後，他的兒子為了紀念他，特地寫了一部書集。其中的「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被暗指清朝，還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被暗示反清復明，不但把他的父子二人開棺鞭屍，而且把徐家滅門，其他徐氏家人被逼隱姓埋名。

另外一個就是著名的尹嘉銓，他曾經官職做到了大理寺卿，父親是一名道學家。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銓退回到了老家。當年四月，乾隆皇帝西巡來到保定，尹嘉銓心血來潮，在沒有聖旨傳他覲見的情況下，自己自作主張草擬兩份奏疏。乾隆皇帝當即惱了，最後尹嘉銓因為自稱古稀老人，乾隆皇帝就是這個稱號，借著這個機會把他殺掉。

康雍乾三朝的一個比一個嚴重，這樣的例子不計其數。在這里我就不一一舉例了，說到比較典型的例子。清吹明黑喜歡說文字獄在明朝開始，明朝確實有，但還遠遠沒有清朝那麼嚴重。況且明朝中後期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這個也是不爭的事實。有不同意見看法，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

C. 乾隆年間發生過多少次文字獄

1. 滿清乾隆一朝，製造的文字獄案件總數在140 次以上，連瘋人說瘋話都不放過。

2. 文字獄：封建制度的特有產物，在中國每個朝代基本都有，清朝是大興文字獄的時代，
   大約自有文字以來，就有文字獄。歷朝歷代，史不絕書。只是文網之密，處刑之重，規模之廣，古代卻遠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蠻更過於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別是清代的文字獄便顯得突出了。前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曾編印《清數彎代文字獄檔》一書，共出九輯，收六十五案，多為乾隆年間之事。乾隆口口聲聲說：「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然而這本檔案，卻血雨腥賣沖風，透過紙背。

3. 文字獄是封建統治者樹立權威、維護政權的一種手段，帝王們拿士大夫開刀，為的「殺雞嚇猴子薯配悶」，迫使全體臣民懾服。每一文字獄的構成，總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好像有好大的「敵我矛盾」。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護身符，其實滿不是那麼回事。文字獄的案件，幾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錯案，罪名是由於羅織而成的。
   文字獄是無限上綱、羅織而成的，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D. 清朝的文字獄

1、孫嘉淦偽奏稿判嫌案。乾隆十五年，社會上流傳所謂孫嘉淦偽奏稿。孫曾官至工部尚書，生性耿直，敢於犯顏直奏，因此社會上有人冒其名寫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過」（據後來所傳，說奏稿的主要內容是批評他南巡擾民，奢侈浪費和賞罰不公等）。大沖態乾隆大怒，說這「全屬虛捏」，他下令各省督撫、各級官員嚴查偽稿的炮製者和傳播者。至同年十一月，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東曾發現偽奏稿，山東巡撫以為「無庸深究」，被乾隆革職查辦；御史書成上疏委婉提出勸阻，說此案曠日持久，「株連終所難免，懇將人犯即行免釋」，乾隆閱後大怒，連降二道諭旨申斥書成為「喪心病狂之言」，書成被革職服苦役，此滾源後無人敢諫

在繼續追查中，有挾仇誣告，有畏刑妄承，有株連擾累，總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撫鄂容泰，奏報長淮千總盧魯生父子傳抄偽稿。逾月，軍機大臣在刑訊誘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備劉時達父子同謀。乾隆十八年三月，盧魯生被凌遲，劉時達等俱定秋後斬決，家屬照例連坐。辦案不力的大員如江西巡撫、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職拿問，連兩江總督、漕運總督也被牽連問罪。

其實此案疑點很多，盧的供詞前後矛盾，他說偽稿是劉所供，但二人並未對質，又無其他證據，只是負責此案的官員怕擔當「查處不力」的罪名，就倉促判決定案了。

乾隆雖未加罪孫嘉淦，但孫嚇得心驚肉跳，面對身邊哭泣的妻兒，自悔以前不該耿直敢奏，致使別人冒己名寫偽奏稿。乾隆十八年，孫因驚懼而死。在文字獄的腥風血雨中，正氣傲首俱喪，以後敢於直言的就更少了

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胡中藻，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學士及廣西學政等職，乾隆十八年，有人將胡所著《堅磨生詩抄》送乾隆處告密，說《詩抄》中有「一世無日月」、「一把心腸論濁清」等句，乾隆大怒，認為這是「悖逆詆訕怨望之詞」，日月合寫為明字，是胡有意恢復明朝，指斥胡詩：「加濁字放在國號（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詩中還有「穆王車駕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認為是胡諷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據此推理，胡的整部詩抄就成為有系統的反清的書

胡中藻案又引發鄂昌案。鄂昌，滿族人，是已故大臣鄂爾泰的侄子，歷任廣西及甘肅巡撫。因胡曾任廣西學政，二人詩文唱和，這在當時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沒有及時舉報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發現鄂的詩《塞上吟》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批示：滿蒙本屬一體，稱蒙古人為胡兒，「此與自加詆毀何異？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斬首，鄂昌賜自盡，鄂爾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賢良祠。乾隆又傳諭八旗，應保持滿族人騎射尚武傳統，不得沾染漢人詩詞習俗，玩物喪志，雲雲。

3、王錫候《字貫》案。王錫候，江西新昌（今宜豐）人，中舉後九次會試都落榜，從此他心灰意冷，專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檢、識證都不容易，於是用數年的功夫，編了一部《字貫》，於乾隆四十年刊成後，被仇家王瀧南告發，說他刪改《康熙字典》，貶毀聖祖。乾隆一看，該書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則教人怎樣避諱，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燁、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樣時應如何改寫以避諱。王錫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規定，都用了缺筆處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還認為該書沒有按更嚴格的避諱方法（如「弘�」二字應寫成「上一字從弓、從厶，下一字從�從日」等），於是勃然大怒，認為此實「大逆不道」，「罪不容誅」。王被斬立決，家屬按例受株連。江西巡撫滿人海成，當初在接到王瀧南控告後，立即上報，擬革除王錫候的功名。乾隆認為海成判的太輕，「有眼無珠」，被革職治罪。這個滿洲大吏，以前因查繳出禁書8000多冊，曾受到乾隆嘉獎，如今一著不慎，便淪為階下囚。從此以後各省督撫大員及各級官員，遇到這類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擬具處理意見時，就寧嚴勿寬，寧枉勿縱，以免被皇帝加罪

4、徐述夔的《一柱樓詩集》案。徐為江蘇東台縣舉人，生於康熙中葉，約卒於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樓詩集》，死後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卻被仇家蔡嘉樹告發，子孫因而獲罪。該詩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與「胡兒」諧音）擱半邊」；「清風不識字，何須亂翻書？」等句都被乾隆認為是「叛逆之詞」，說「壺兒」是諷刺滿人；「清風」一句是指滿人沒文化。詩集中還有兩句，「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說是指「明代」，因此這兩句便被說成是懷念明朝。最後判決：徐及其子已死，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徐的兩個孫子雖攜書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詩」罪論斬。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發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發成濯」四個字，乾隆根據《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認為此二人的名字是詆毀本朝剃發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處死。

此前，江蘇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樹的告發，陶認為蔡是挾嫌傾陷，令其幕友陸琰批文將此案交揚州府查辦。案發後，乾隆對如此處理震怒異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斬監候，不久瘐死獄中。陸琰完全是辦理上級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斬監候，秋後處決。曾為徐的詩文作序的、被認為辦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職或流放。

5、石卓槐，湖北黃梅縣監生，在其所著《芥圃詩抄》中，有「大道目以沒，誰與相維持」等句。經仇家告發，乾隆批道：「

6、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縣生員程明湮在讀《後漢書·趙壹傳》中的五言詩「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句後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發為以古諷今，判斬立決。

7、山東省壽光縣民魏塾讀史時，對一千多年前晉代大夫江統寫的《徙戎論》作了一些批註。《徙戎論》針對晉朝時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漸遷入中原居住的情況，建議把他們遷徙回原處，以使「戎晉不雜，各得其所」。此議未被晉政權採納。魏塾對此加批註，說那時「在朝諸官俱是駑才豬眼，不用江統之論，遂釀成五胡之災」。經人告發，乾隆認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斬立決。

8、江西省德興縣祝庭諍為教兒孫識字並學點歷史知識，手寫成一本《續三字經》，經人告發，官府查抄，發現該書「於帝王興廢，尤且大加誹謗」，如寫元朝有這樣幾句：「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被乾隆認為是影射清朝，「明系隱寓詆清」，結果已故的祝庭諍被開棺戮屍，其子及16歲以上的孫輩均被斬立決。

9、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和州的戴世道被人告發其已故的曾祖父戴移孝所著《碧落後人詩集》和已故的祖父戴昆所著《約亭遺詩》中有「悖逆」句，如「長明寧易得」、「短發支長恨」、「且去從人卜太平」等句。被乾隆認為懷念明朝，咒罵本朝強迫剃發，「卜太平」一句被認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這樣，戴移孝、戴昆雖死去數十年，仍被開棺戮屍，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斬立決，其子侄多人亦被斬監候。

10、清初浙江仁和縣人卓長齡亦因詩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淚，盡是詩書未死心」等句。被人告發，乾隆判為逆詩，乾隆四十七年卓及其子雖已死多年，仍被開棺戮屍，其孫卓天柱等被斬立決。
11、乾隆二十一年，江蘇大災，莊稼歉收，米價暴漲，災民無以為生，而貪官污吏只顧自己享樂，置災民於不顧。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氣憤，乃將《四書》湊集成文，題為《吊時語》，抨擊貪官。乾隆認為這是「侮聖非法，實乃莠民」，朱被殺，凡看過《吊時語》而未告發的也被嚴懲

背棄即位之初的諾言

雍正在位13年，製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獄。乾隆可能是為了記取歷史教訓，在他即位初年，頗表現了某些開明。大學士鄂爾泰曾奏請迴避御諱。乾隆說：「避諱雖歷代相沿，而實文字末節，無關大義也。」他宣布：「嗣後凡遇朕御名之處，不必諱。」如遇「弘�」二字，「上一字著少寫一點，下一字將中間禾字，書為木字，即有避諱之意矣」。
乾隆還曾說，「（朕）自幼讀書宮中，從未與聞外事，耳目未及之處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見，深籌國計民生要務，詳酌人心風俗之攸宜，毋欺毋隱」，「即朕之諭旨，倘有錯誤之處，亦當據實直陳，不可隨聲附和。如此則君臣之間，開誠布公，盡去瞻顧之陋習，而庶政之不能就緒者鮮矣」。作為一個封建皇帝，能認識到這一點，並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乾隆元年，監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請寬妖言禁誣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時期文字獄的弊病：「比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文，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為，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時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違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若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陳言，對清王朝康、雍兩代的文字獄造成的禍害條分縷析，切中時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響，在此後的十多年間，文字獄較少見，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後，即孫嘉淦偽奏稿以後，他就背棄了自己的諾言，不只不許臣民「據實直陳」他的「錯誤之處」，而且對臣民的詩文吹毛求疵，斷章取義，隨意附加「影射譏諷」等罪名，殺人無數。乾隆言行矛盾，於此可見。
一般認為，乾隆四十七年以後，文網稍寬，對下面官員或因邀功或因畏罰而送上來的文字獄案，乾隆有時批示：「朕凡事不為己甚，豈於文字反過於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僥幸逃過此難的。
但縱觀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製造文字獄上，應說以乾隆為最甚。
按《大清律例》規定：「凡謀反及大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男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還有史料說：罪人家的十五歲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給付功臣之家為奴之前，俱應先予閹割，十分殘忍。上述許多以「悖逆」罪判決的文字獄，大都是按此處理。御史湯先甲曾上奏摺，建議：凡收藏野史之類的案件，不宜視為大逆而過分誅求，結果被乾隆嚴加申斥，將原奏摺擲還。自後無人敢再提。

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撫大員和各級官吏，搜查禁書。對於有積極表現的，就獎勵陞官；對於不積極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級官員都戰戰兢兢，到處搜查禁書，翻箱倒櫃，弄得各州縣鄉里騷然。官員們在處理案犯時也就無限上綱，寧枉勿縱，而何謂「悖逆」，何謂「禁書」，又沒有個標准，所以奸人就可以亂加解釋，挾嫌誣告，或因敲詐不遂而告發。
在這種社會風氣下，勢必產生一批文化鷹犬，如浙江巡撫覺羅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報：「為查獲行蹤妄僻，詩句牢騷可疑之犯……臣諄飭各屬，不論窮鄉僻壤，庵堂歇店細加盤詰。」官府尚且如此，一些無恥文人更為虎作倀，用各種卑鄙手段獲取告密材料，以為自己陞官發財進身之階。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文字獄頻興，學者漸惴惴不自保，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魯迅也說：「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這種文化專制恐怖主義之下，曹雪芹寫《紅樓夢》時不得不聲明，此書大旨言情，不敢幹涉朝廷，都是些「賈雨（假語）村言，甄士（真事）隱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為了躲過殘酷的森嚴文網。當時的士人絕大多數也終日戰戰兢兢，提心吊膽過日子，更不敢言創新和改革，只能謹守「祖宗之法」，終日揣摩上意，歌功頌德，唯唯諾諾。

大清建國以來，對中原民族不但在軍事上予以殘酷殺戮，而且在經濟上大肆掠奪破壞，尤有遠見的是大量炮製文字獄，大搞文化壓迫。早在清軍入關不久，清廷就開始了對中華文化的壓迫摧殘。順治二年(1645年)，江陰人黃毓祺被告發寫有詩句「縱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還」，被指為反清復明，抄家滅門戮屍，兒女發配給旗人為奴。順治四年(1647年)，廣東和尚釋函可身攜一本紀錄抗清志士悲壯事跡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嚴刑折磨一年後，以私撰逆書的罪名流放沈陽。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藝序案，毛重倬為坊刻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士剛林認為是「目無本朝」，是目無「正統」的「不赦之條」。由此清廷規定：「自今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其餘房社雜稿概行禁止」，這就是最早的言論審查專制。

跟之後的雍正、乾隆兩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獄還不算非常嚴重，但是也殺戮了大批文人。從庄廷鑨明史案說起，卻說明熹宗天啟朝內閣首輔朱國禎受魏忠賢排擠，告病回到老家浙江烏程，編了一本《皇明史概》並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諸臣傳》。明亡後，浙江湖州有個叫庄廷鑨的富戶，他是個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但他自己並不通曉史事，於是出錢從朱國禎後人處買了史稿，並延攬江南一帶有志於纂修明史的才子，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尊奉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 「尚賊」、 「耿賊」，寫清軍入關用了 「夷寇」等等，這些都是清廷極為忌諱的。這部《明史輯略》刊刻後，起初並無事，只因幾年後幾個無恥小人，想去敲詐莊家，才惹出事來。當時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著有錢買通官府將敲詐者一一頂回。不想一個叫吳之榮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鰲拜等人對此大感興趣，頒旨嚴究。於是與庄氏《明史》有關連的人大禍臨頭。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麗的杭州城，清軍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餘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一時血濺人間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屍，另有數百人受牽連發配充軍。

明史案開了以「逆書」索賂的惡劣先河。一些惡棍效法吳之榮，去挑別人書文中的紕漏，牽強附會，指為「逆書」，漫天敲詐。如孫奇逢所編的《甲申大難錄》被人控告是紀念亡明，孫奇逢因此被押進京入獄，經人營救方才出獄。後來竟發展到歹徒們索性自製逆書，想敲詐誰就把誰的名字列上。這要數沈天甫、夏麟奇、呂中等人膽最大、心最黑。他們刻印一本詩集，假託為陳濟生所編，書中作者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餘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內閣中書吳元萊家索銀兩千兩被拒，遂將此書檢舉報官，經刑部審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斬於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東發生了黃培詩案。黃培是山東即墨人，明末官至錦衣衛都指揮使，明亡後，隱居在家。曾經接濟過於七農民起義軍，所作詩如「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人金徽」、「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反映出黃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還和一幫同道結為大社。告黃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僕黃寬之孫黃元衡。黃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進士、當上翰林後，為了歸宗還姓，解除與黃家的主僕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黃家私下刻印並收藏有「悖逆」的詩文書籍等。因此黃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被處斬。姜元衡還嫌不夠，又夥同惡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稟文，指控顧炎武等「故明廢臣」和對清廷懷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間的通信，不是密謀造反，就是誹謗朝廷。在這份居心叵測的稟文中，姜元衡點了約三百人的名字，企圖製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辦理的地步，山東總督、巡撫也親自過問。顧炎武為此被囚禁了近七個月，經朱彝尊等人四處營救才出獄。

至於乾隆年間修的《四庫全書》，就更是搞的徹底，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僅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初下詔時，切齒於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維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擬毀，……隆慶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明清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咸、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諸人的著作，均干例禁。後來稍稍放寬，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但對錢謙益、呂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錫侯、尹嘉銓諸人的作品，查禁特別嚴厲。乾隆時被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晗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連宋應星的科技著作《天工開物》也因為有礙於愚民而禁毀，文字獄如此之徹底，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華本土湮滅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中華歷史上的民族政權交替時代有過，但從來沒有一個像滿清統治者這樣，徹底摧毀中華的衣冠、服飾，徹底絞殺中華的民族意識，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徹底把中華弄成完全順服的走狗！滿清統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於刑獄；所「漢化」深者：工於心術而極力摧殘中華，尤其中華士人之民族意識！較之前代的外族統治者，更加陰險、卑劣、刻毒！難怪魯迅先生說：「對我最初的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的頭，這才種定了的，到我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庫全書》所收古籍許多經過篡改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與清代統治者利益相關的明朝人的文學和歷史作品遭到大力剿滅，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對於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民族戰斗精神的作品盡量摒棄和抽毀，對於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則大肆篡改。如岳飛《滿江紅》名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胡虜」、「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於是《四庫全書》館臣把它改為「壯志飢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張孝祥名作《六州歌頭·長淮望斷》描寫北方孔子家鄉被金人佔領：「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陳亮的《水調歌頭·不見南師久》詞雲：「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恥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還有更荒謬的，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中的「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說是他的尊稱。這兩句的格律也應作「仄平」，兩個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為「宋主」並不涉及音律問題；「寄奴」二字也與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虜」等了無關涉。那麼為什麼還要改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用小名稱呼帝王，做慣了奴才的《四庫全書》館臣看到就感到別扭，因此即使沒有「違礙」之處也要改。這是多麼自覺的奴才態度！難怪魯迅說《四庫全書》不僅藏在內廷，而且「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裡面，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病後雜談之餘》)。至於那些奴才走狗們說什麼根據《高宗實錄》(這又是一部可以唬人的著作)，這個《四庫全書》是乾隆帝親校(夠他校一輩子的)，紀曉嵐親自三校。這除了給出版界、學術界增添些笑料還能說明什麼呢？

E. 清朝有哪些著名的文字獄

清朝文字獄的開端，起於順治四年——廣東和尚函可身攜一本紀錄抗清志士悲壯事跡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嚴刑折磨一年後，定讞流放沈陽。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藝序案，毛重倬為坊刻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士剛林認為是「目無本朝」，有關「正統」的「不赦之條」。清朝著名的文字獄有：

1、明史案，明亡後，浙江湖州有個叫庄廷鑨的富戶，他是個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清軍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餘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

2、黃培詩案，康熙五年(1666年)，山東發生了黃培詩案。告黃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僕黃寬之孫黃元衡。黃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進士、當上翰林後，為了歸宗還姓，解除與黃家的主僕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黃家私下刻印並收藏有「悖逆」的詩文書籍等。因此黃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被處斬。

3、朱方旦案，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廣有朱方旦者，自號二眉山人，聚徒橫議，撰《中說補》，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講王鴻緒得方旦所刻《中質秘書》，指摘其中有誣枉君上，悖逆聖道，蠱惑民心之處，次年二月，九卿議復『乞正典刑，以維世道』。結果朱方旦被斬。

4、《南山集》案，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對清廷隨意篡改明朝歷史甚感憤慨，他通過訪問明朝遺老和參考文字資料寫了一本記錄明末歷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書印出十年後被人告發，康熙下旨將戴名世凌遲處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立斬，女子及十五歲以下男子，發給清朝功臣家作奴僕。

4、年羹堯案，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

5、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兩案都胎育於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

6、呂留良案，案結處置，呂留良、呂葆中父子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家產悉數沒收。

7、屈大均案。《大義覺迷錄》在廣東巡講時，廣東巡撫傅泰從張熙供稱欽仰廣東「屈溫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學者屈大均號翁山，猜想「溫山」是「翁山」之訛。於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詩外》諸書，果然發現其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

8、「清風不識字」案，翰林院庶吉士徐駿，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

後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如下詩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於是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9、「維民所止」案，雍正年間，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試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題 「維民所止」，源出《詩經·商頌·玄鳥》。雍正下令將查嗣庭全家逮捕嚴辦。

10、王錫侯《字貫》案，清乾年間（1763-1795），新昌縣（今宜豐）棠浦鎮沐溪村舉人王錫侯，編寫出了一部名《字貫》的新書。王錫候的仇家王瀧南僅據《字貫》自序中說《康熙》字典，"然而穿貫之難也"一句，上書江西巡撫海成，指控王錫候詆毀冊改《康熙》字典。

11、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江蘇東台的舉人徐述夔去世後，其子為紀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樓詩集》。集中有詩句「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被指用「壺兒」喻「胡兒」，被暗指清朝。

12、「古稀罪」案、

13、江西德興的祝庭諍，為教兒孫讀書，自編一本《續三字經》，被人告發。官府查抄發現書中對「於帝王興廢，尤且大加誹謗」，如寫元朝有「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著，「難華夏」是華夏遭難，「遍地僧」是全部光頭。

14、江蘇興化人李驎《虯蜂集》中有「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東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長兮，夜未央兮」句，被認為故意影射，定為叛逆大罪。

15、張縉嚴在給劉正宗詩稿作序中有一句「將明之才」等，皆被定為逆案。

16、杭州卓長齡著《憶鳴詩集》，「鳴」與「明」諧音，被指為憶念明朝，圖謀不軌。乾隆帝對卓氏一家深惡痛絕，稱他們「喪盡天良，滅絕天理，真為復載所不容」。

17、安徽歙縣生員方國泰收藏的其祖方芬《濤浣亭詩集》內有「征衣淚積燕雲恨，林泉不共馬蹄新」、「亂剩有身隨俗隱，問誰壯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華清，夢里哀鴻聽轉明」，乾隆帝認為有反清復明之心，羅織成罪。

18、直隸容城一個走江湖的醫生智天豹，編了一部《萬年歷》，祝頌清朝國運久長，其中說「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國運，比周朝更久」，可是這萬年歷中把乾隆的年數只編到五十七年為止，犯了大忌，被認為是詛咒乾隆帝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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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時期的文字獄是空前絕後的，而且隨著統治的穩固而加深，越是統治穩定的時期，文字獄就越是登峰造極，至乾隆時期，已是無以附加的強化，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因此而扭曲變形。按照魯迅的說法，「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 。

順治帝施文字獄7次，康熙帝施文字獄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獄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獄130多次。

F. 乾隆期間所引起的文字獄有那些

一、有人統計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有一百三十餘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處以死刑，受株連者更廣。文字獄禁錮了中國人的思想，導致當時思想上、文化上萬馬齊喑。所謂文字獄就是統治者從詩文中摘取字句，羅織罪名來鎮壓對自己不滿的知識分子。

二、《明史》案

1、明朝天啟宰相朱國楨退休後曾著《明史》一書。業已衰落的朱家將稿以千金賣給湖州富戶庄廷鑨。該書講了崇禎朝和南明史事，有指斥清朝詞句。庄廷鑨是個瞎子，將該書作了一些增補，當作是自己寫的書。其父庄允城將書易名《明史輯略》，請李令皙作序，又邀江南18位名士列為參訂。

2、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是大富豪，順治十七年以庄廷鑨之名將該書印行於世。康熙二年，歸安縣吳之榮，罷了知縣，想借告發立功，以圖東山再起，便買了初刊到京師直接告到司法部門，他乘機嫁禍於朱，他說庄書中所稱「舊史朱氏」指的就是朱佑明。刑部於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調查，認為此書有8大罪。主要罪名是揚明朝，毀本朝。庄允城、朱佑明被逮至京城。

3、當時正是鰲拜等四大臣當政，利用此書大做文章，下令嚴審，給那些懷念明朝的人一點顏色看看。庄廷鑨被掘墓戮屍，其弟庄廷鋮（24歲）與李令皙殺頭。李令皙四個兒子也處以死刑，朱佑明有五個兒子，都被殺。參校該書的茅元錫與吳之鏞、吳之銘兩兄弟與江楚諸名士列於書中者吳炎等人都被處死。

4、松魁因為事先沒有稟報以其有免刑特權僅僅免了官，而程維藩被殺了頭。湖江太守譚西閔到任才半個月，案發後，他與推官李煥都以隱匿罪處以絞刑。刻書、印書、訂書、送板的與買書的也都斬首。此案處死的共70多人，受株連的221餘人。罪犯妻子都遣送邊遠地區給人家做老婆。 吳之榮得到莊家與朱家家產各一半，起用為右僉都御史，後來死於寒熱。

三、查嗣庭案

1、科舉考試規定，八股文的題目須出自四書五經。雍正四年九月，江西鄉試正考官查嗣庭以「維民所止」四字命題。此四字本出《詩經·玄鳥》。但有人告發說，查嗣庭出這個題目是別有用心。「維」「止」就是雍正斷首，雍正大怒，查嗣庭自然挨上官司。

2、雍正命令，查嗣庭交三法司（刑部、督察院、大理司）嚴審定案，最後罪名定為「大逆不道」。第二年查嗣庭案結束。查嗣庭雖已在監獄病故，仍受到戮屍、兒子處死、家屬流放的懲罰。汪景祺，著《西征隨筆》，有詩句「皇帝揮毫不值錢」，被認為是諷刺康熙皇帝，於雍正四年被殺。此兩人都為浙江人，雍正懷恨，於當年10月下詔停止浙江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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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獄在歷朝時有發生，以清朝最為嚴重，其中又以乾隆年間尤烈，中國史學家顧頡剛認為：「清代三百年，文獻不存，文字獄禍尚有可以考見者乎？曰：有之，然其嚴酷莫甚於清初。」 嘉慶帝親政後改變了乾隆朝的文字獄政策，著手平反，此後古代文字獄基本結束。

二、清朝時期的文字獄是空前絕後的，而且隨著統治的穩固而加深，越是統治穩定的時期，文字獄就越是登峰造極，至乾隆時期，已是無以附加的強化，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因此而扭曲變形 。順治帝施文字獄7次，康熙帝施文字獄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獄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獄130多次。

G. 清朝的文字獄是誰發起的

清朝文字獄發起於康熙皇帝，到了乾隆皇帝在位的時候，文字獄在清朝發展到了頂峰。文字獄不僅能夠幫助統治者有力打擊異己，而且能起到穩固封建專制制度的作用。

因此，我們需要明確，在清朝出現文字獄絕非偶然，這與當時的朝廷時局、社會背景等許多因素有關，其背後有深遠的文化內涵。

到了中後期，清朝文字獄之所以會愈演愈烈，原因在於文字獄的主要目的發展到後面就已經不是單純的清除反清勢力了，而是旨在奪嫡之爭。

當時朝廷中的權利斗爭比較激烈，奪嫡爭斗促使君王通過文字獄來打壓嫡諸王在朝廷中的勢力來穩固自己的政權。文字獄也因此在清朝變成掌權者打擊異己的有力武器，並一度達到高潮，進而造成文化扭曲等不良後果。

H. 清朝大興文字獄，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在順治到乾隆年間，文字獄在這個階段達到了一百六十多次，而乾隆甚至以修四庫的名義來嚴查禁書在，最後導致很多的珍貴書籍都被焚毀了。同時因為文字獄，清朝時期的很多文人墨客，甚至是忠心耿耿的大臣，因為文字獄，最後被貶官，最嚴重的還會被抄家滅族。

文字獄對當時的人民危害很大，而文字獄本身也只不過是掌權著為了穩固手中的權利，以此來限制那些思想者的冤獄而已。同時文字獄也給當時的社會風氣帶來了很大的影響，而那些選擇讀書的人，為了抱住自己的性命，最後只好苦讀一些四書五經，以此來保全性命，而這樣做的後果便是人才的大量流失。

I. 清朝滅亡後，如果大清十二帝齊聚地獄，清太祖第一個要抽誰耳光

清王朝是最後一個帝制王朝，是古代大一統王朝之一，辛亥革命以後，宣統帝溥儀在隆裕皇太後的主導之下宣布遜位，正式走入歷史。如黃炎培所說，每一個朝代都有他的周期律，那麼自從他建立起來，終究有滅亡的一天。一如生老病死都是人之常情，清王朝也不例外。

道光帝綿寧，39歲即位，69歲死去，父祖時期和西方拉開的差距到他這里開始顯現，1840年的鴉片戰爭隨後簽訂南京條約，即使道光一心想扭轉局勢，但是無力回天，三十年皇帝生涯一無所成，又在立儲位上選擇咸豐即位，導致了後來的慈禧主宰國家局面，他要為清朝的滅亡負擔一定的責任。

咸豐帝奕詝，21歲即位，31歲死去，即位於太平天國爆發時候，死於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的時間，可以說是多事之秋，作為清朝最後一個有實權的皇帝，趕上了清朝最糟糕的時代，與父祖們多子多孫的局面不一樣的他只有一個兒子，在死的時候安排八大臣輔政，可是被兩宮聯合宗室奪權。他的苦心安排打了水漂。千瘡百孔的清朝已經無力回天。他也要服氣足夠的責任。

在羅列完這一些人的功過之後，歪史認為，假如努爾哈赤泉下有知，找子孫算賬，乾隆、道光、咸豐都是他算賬的對象。而且首先要找咸豐，正是因為他糟糕的能力讓清朝走向了崩潰的懸崖。

J. 乾隆83歲寫下「禪」字，大臣們拍手稱贊，和珅看後為何已知在劫難逃

一、

尤其是乾隆退位之後依然掌握著實權，作為寵臣的和珅也嘗到了甜頭，所以他要拼一把，用他的餘生來換與乾隆同進退。如果在當時讓他許個願的話，我想和珅的願望一定是：

希望乾隆再活五百年。

很顯然這個願望，是奢望，只是他沒想到乾隆會走得那樣急，更沒有想到嘉慶會在乾隆還沒涼透的時候，便對自己動手。

可是，等和珅醒悟過來的時候，已經晚了，不知道他是否會後悔沒有在領悟到乾隆寫下的那個「禪」字的時候應該急流勇退、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