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牧古說古珠第二十六篇-春秋戰國齊水晶
齊國從春秋時代開始依靠商業作為國家戰略而崛起,一躍成為中原霸主,霸業一直持續到戰國早期。商業所帶動的手工產業使齊都臨淄成為當時最著名的三大都市之首,治金、紡織、制車、制陶、漆器、鑄鏡等手工業十分發達。《戰國策・齊策一》記載了當時的齊都盛景:「臨淄之途,車較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殿人足,志高氣揚。」
志高氣揚的齊人佩戴的水晶組佩是一種全新的裝飾形式(圖115)。彷彿是決意要與西周以來中原程式化的暮氣沉沉的貴族風范決裂,齊人去掉了中原貴族組佩中必備的主題一一玉璜,甚至乾脆完全不用玉而全部以水晶、瑪瑙代替;他們也不喜歡西周雜佩中那些富有情趣的小免子、小蠶蛹等動物玉件,而是以水晶環、水晶竹節形管、瑪瑙竹節管、瑪瑙虎頭珩、瑪瑙這些抽象的形制代替。這些佩件在齊人那裡取代了西周玉璜的地位,而且表面不再做工,沒有紋飾,沒有柔和的輪廓線,線條簡潔,色彩冷峻,光氣硬朗,整體呈現出一種俊朗的效果。這也許更像是齊人作風,他們比中原姬姓國家更講求效率。這些色彩冷艷、工藝精湛的各式小組件以富於變化的節奏穿成幾列縱隊,系於直徑最大的一個水晶環上,懸掛在齊國貴族甚至是新近被國君重用的士人,或者更可能是在商業中興起的富商巨賈的腰上,這些人無視傳統嚴格的貴族等級制度,積極參與齊國社會的各種改良活動,給齊國注入新鮮的空氣和活力。可以想像那些有別於傳統的水晶組佩懸掛在它們同樣與傳統割裂的主人身上,在那種志高氣昂的步履中清脆作響,折射著耀眼的冷光。
在戰國時期大為流行的齊國水晶,考古出土地層早可到春秋,這樣的珠子多出在齊國故地和緊鄰的魯國,與齊國因勢均力敵而一度相互承認顆主地位的中原大國老唯晉國及其周邊也有出土資料,畢竟是中原腹地,當時流行的任何奢侈品都會出現在這里,後者的水晶製品可能都是來自齊國。齊國盛產水晶原礦,現今的江蘇北部和山東東南部,以東海縣為中心面積數千平方公里的范圍內盛產水晶,至今仍有「東海水晶」的美稱,齊人的水晶飾品應該是得這一地區水晶礦藏之利。齊人不僅開發了水晶材料的應用,也發展出一套能夠充分展示水晶材質本身通透晶瑩的特性的高超技藝。
齊國水晶無論是珠子、管子,還是環侍燃培,形制都很多樣,其中多面體珠子是之前從未有過的形制,其切割面規矩而標准(圖116)。除了水晶飾品,齊國人也喜歡一種半透明的白色瑪瑙,這些瑪瑙飾件一般製作成形制抽象的虎頭珩、龍頭、帶突棱的環和竹節形管等(圖117)。這些珠飾的形制是齊國特有的簡練抽象的風格,而工藝製作更是高超精湛,幾乎所有這些珠子和飾件的表面都呈現玻璃光澤,而最精緻的細節是珠子和管子通透的孔道。我們相信這些能夠製作段鎮出這種效果的工藝流程是某種機械裝置才能辦到的,雖然迄今為止都沒有發現相關的實物資料。就像同樣技藝高超的秦國兵器,部件可以精確到任意拆裝互換的模件化的精度,卻沒有任何製造這種精度的機械裝置被發現。
齊國水品珠和水晶管的打孔最明顯的特徵是孔徑較大,孔道透明(圖118)。從實物看,一般是兩端對鑽孔,在珠子中間部分相互貫穿,一般稍有錯位,孔底呈環底狀、這種狀況顯示為實心鑽頭造成的痕跡。這里出現的一個問題是,實心鑽頭的工作接觸面大,阻力大,因而轉速慢,做工時間長;但是齊人不僅選擇了慢速的實心鑽,還使用了直徑較大的鑽具,使得做工時間和勞動成本都加大,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可能的答案是,齊人故意為之。
實心鑽而且是直徑較大的實心鑽,由於阻力大(水晶的硬度和工作接觸面大的阻力大),轉速定不會很快,這種慢速旋轉可以避免高速鈷頭在接觸高硬度材料的瞬間造成接觸面崩裂,形成粗糙的接觸面;在水晶材質上,這樣的接觸面一般表現為白色的毛面,表面粗糙,沒有透明度。齊人為了避免這種白色毛面的孔道,選擇了耐心地慢速鈷孔,以避免破壞水晶珠通透晶瑩的整體效果。另外,這種研磨式的慢速鈷孔一般需要加入金剛砂或石英砂一類的介質緩解鑽頭的磨損,同時也起到研磨的效果;齊人充分利用了介質的作用,在慢速旋轉中一邊打孔一邊利用金剛砂對孔道內壁進行打磨拋光,使得他們的水晶珠無論從任何角度觀察都呈現通透晶瑩的視覺效果。時間和耐心的按人使得齊國水晶歷經千年仍然熠熠生輝而後繼者再也沒能超越。直到今天,戰國時期的齊國水晶便使我們有驚艷的感覺。
㈡ 為何幾十元古珠賣到上萬
㈢ 牧古說古珠第二十九篇-春秋戰國的蜻蜓眼
20世紀20年代,一批歐美收藏家親自到中國的文物市場及文物大省收集中國文物,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弗利爾在中國期間,經常出沒於上海的文物市場,在專家的指導下,收購了大量良渚玉器和據傳出於洛陽金村的東周玉器。加拿大的懷履光( WilliamsCharles White)以傳教士身份長期住在河南,替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收集中國文物。當洛陽金村古墓被盜之後,他趁機以低價大量收購金村墓葬出土遺物,包括青銅器和玉器,其中包括幾種形制和製作工藝都不同凡響的戰國蜻蜓眼。懷履光後來著有《洛陽故城古墓考》,該書是20世紀30年代洛陽金村8座東周墓葬的原始記錄,主要記述了金村大墓的平面分布、墓葬形制、結構以及隨葬器物。這些器物的年代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到周赧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67年),均出自洛陽金村東周天子的墓葬群。
洛陽金村的玻璃珠引起了西方人對古代中國玻璃工藝的關注,西方學者首先公布了他們對這些玻璃珠樣品的分析結果,證實了古代中國本土的玻璃製造,最後多數人認同這些玻璃珠大多是由中國人自己生產而不是之前認為的都是舶來品,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戰國蜻蜓眼」玻璃珠。但無論戰國玻璃珠在當時被稱作什麼頃弊名稱,至少證實了古代中國有自己獨特配方的玻璃製造工藝「蜻蜓眼」是根據珠子上面一圈套一圈像蜻蜓復眼的眼圈紋命名亮納的,稱謂可能最先起於新中國成立前日本人在中國收集古代玻璃(圖122、圖123)。眼晴紋樣最早起源於埃及,它是大地女神依希絲(Isis)的兒子霍路斯( Horus)的眼睛(圖124)。這種紋樣的珠子和墜飾在埃及流行了數千年,公元前8世紀左右,領航地中海海上貿易的腓尼基人將帶有眼睛紋樣的玻璃珠傳遍整個地中海沿岸和小亞細亞,並販往東方,羅馬帝國時期製作的眼圈紋樣的玻璃珠更是在中亞各國盛行。在古代埃及,珠子更多承擔的是護身符的作用,每一種不同的珠子和墜飾代表不同的神,具有不同的法力。而遠在東方的古代中國,珠子較少承擔護身符的作用,更多是身份象徵。當這種被後人稱為蜻蜓眼的珠子樣式在戰國時期傳入中原時,中國人採用了自己獨特的方案來製作它們,不僅是原料和助燃劑等配方的不同,在工藝和裝飾辦法上也區別於西方。
戰國蜻蜓眼玻璃珠出土比較集中的地方在長江流域上游支流、下游荊楚地區、中原腹地、川西北的戰國墓葬、沿長江順流而下的江漢平原,以及陝西、山西、山東等范圍內的大諸侯國。由於沒有發現這一時期的玻璃作坊遺址,很難確定中原國家的蜻蜓眼玻璃珠是自己生產的還是來自長江流域,出土資料顯示這里出土工藝和裝飾都是最上乘的玻璃珠,其中包括明顯是西方舶來品的珠子。如果隨侯珠就是蜻蜓眼玻璃珠的假設是正確的話,中原的蜻蜓眼很可能來自長江流域的荊楚地區,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原人在他們的文獻中保留了對隨侯珠的深刻印象。
除了燒造玻璃質的蜻蜓眼,中國人還創造了新的蜻蜓眼品種(圖125、圖126)。其中一種被稱為陶胎蜻蜓眼的珠子和管子,其裝飾圖案是古代地中海和西亞所沒有的。這種工藝可能與早期的費昂斯有關,很可能是採用費昂斯那樣的「冷成型」工藝,將陶土(或者石英混合物)製成胎體,然後在胎體上使用色料繪制圖案後燒造成成品。另一種比較獨特的工藝是在陶胎(或者石英混合物)上鑲嵌玻璃質的眼睛,這種鑲嵌工藝的具體流程迄今還沒有做過復原的實踐,推測是先「冷成型」基本的陶質胎體,然後將敬乎沒已經燒制好的玻璃質眼圈鑲嵌在陶胎上,再燒造成品。方形的蜻蜓眼珠子和蜻蜓眼管子是中國人自己的創造,與上述圓形的蜻蜓眼一樣,它們可以是陶胎的,也可以是玻璃質的,還可以是陶胎鑲嵌玻璃的。這些珠子不僅工藝復雜,裝飾圖案也十分細膩。在方寸間的珠子管子上構成復雜抽象的圖案,所使用的色彩從暗紅類的暖色到海藍一類的冷色,變化極其豐富。除了佩戴,這些珠子也用於其他器物上的鑲嵌,比如玉劍首、青銅帶鉤、青銅鏡等。
這些鑲嵌藝術品中最為人稱道的是洛陽金村周天子墓出土的嵌玉環鑲蜻蜓眼青銅鏡和河南輝縣固圍村魏國國君墓的鎦金嵌玉鑲玻璃珠銀帶鉤,這兩件作品集中了當時多種最為復雜優美的工藝,無論是設計構思還是製作技藝都堪稱古代手工藝品的經典作品。這些所謂蜻蜓眼的珠子和用這種珠子製作的鑲嵌手工,大致只在戰國時期流行過,它們的消失可能是因為製作工藝在戰爭中被毀,也可能是因為文化的變更。在戰國末年特別是秦統一中國後,似乎連同玻璃工藝在內的些手工藝傳統都突然中斷,玻璃工藝的再興起還有待時日,而蜻蜓眼的裝飾工藝則從此在中原永久消失(圖128)。
㈣ 為何幾十元古珠賣到上萬
十五年前,古珠幾乎沒有價值,更沒有市場。到了今天,精品古珠需要達到上萬,有價值的上百萬也是有可能,平平常常的也得過千。古珠已經成為了全民的消費熱潮,但很多人卻不明白,為什麼這么小的珠子能夠引起這么大的熱潮。古珠最大的優勢是方便攜帶,可以作為裝飾品提高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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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珠雖小但也屬於資源稀缺性的古董范疇,不可再生性,古代珠寶保值增值的屬性,古珠的價值是受玩友歡迎的基礎。前幾年因為古珠的起點低,補漲太多,現在因外部環境的制約而進入一個調整期,總的銀運襪趨勢是上升,但速度及幅度肯定不可能象前幾年那樣瘋狂了,這種狀態是珠子行情的一種新常態,大家要盡快適應,不論是今年還是明年,都將會延續這種行情。
所謂"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一顆珠子有很多門道,比如北方少數民族的珠子有個最大的特點,由於游牧民族要經常隨著草原遷徙,哪裡有草,哪裡有牛羊,他才能在那裡生存,而珠子裝在車上走的過程中,會不斷地受到顛簸和撞擊,所以當看到有的珠子上有很多撞擊紋的時候,基本可以說明它是游牧民族的。而漢族的就和他們差距非常大,有的甚至好像是全新的一樣。
把古珠做成首飾,用古董的元素做成首飾,用現代的思維、現代的文化、現代的符號來恢復,和古代完美結合,是未來的趨勢。古珠的火熱就造成了造假古珠特別多,以下鑒別或許對你有幫助!
包漿是古玩行業的術語,是指歲月給老物件留下的身份印記。常常有人問"到底什麼是包漿"。在市場上,"包漿"這個詞出現的頻率非常高,足以見其重要性。但是對於新手來說,包漿似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總是難以理解。其實包漿並不神秘,鋒激就是歲月的印記。千萬不要顧名思義地以為包漿一定要有一層包在器物上的"漿"。它是指一件器物經過歲月的磨礪,在風化、淋濾或各種其他因素(比如使用過程中留下的摩擦痕跡)的影響下綜合形成的一種表面形態。
古董圈內悄弊的人都知道,包漿是造假者最難攻克的環節。老物件經過數百、數千年的埋藏或傳承,留下的包漿是造假者難以在短時間里模仿到位的。
看時代特徵就是看珠子的材質、形制、紋飾、工藝等是否與當時的時代特徵吻合,吻合才可以判斷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史前時期的珠子,總會帶著石器時代的特徵,從形制到工藝都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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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牧古說古珠第二十一篇-北方夏家店下層文化大甸子的珠子
夏家店下層文化位於中原文明的東北面,分布在江西、內蒙古東部和河北部,大部分疊壓在紅山文化的上面,絕對編年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大致與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黃河上游的齊家文化平行。夏家店人已經掌握了青銅鑄造技術,他們的青銅禮器造型渾厚凝重,而陶器圖案則顯示出極高的審美和裝飾水平。他們居住在依山而建的石頭或土坯建築的堡全里,是從事耕營的農業民族。
要特別提到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珠子,是因為在它的正式發掘報告《大甸子一一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與墓地發掘報告》中記錄了幾種半寶石珠子,而這些珠子在同期和以後的年代裡曾廣泛流傳於中原和周邊地域。其中一種「算盤子」(考古報告稱)形制的紅色瑪瑙珠,我們在殷商和三星堆的章節里都提到過,我們懷疑這種珠子的製作最早就是從夏家店開始的(圖088)。雖然早在夏家店之前的500年甚至更早的年代,西亞兩河流域的鳥爾王墓和中亞印度河谷的哈拉帕文化遺址就出土了類似的紅色瑪瑙珠(見本書第十五章),但是在東北亞的青銅時代和文明初始期,最先製作這種「算盤子」紅色瑪瑙珠的很可能是夏家店人(圖089)。我們的理由除了現今可用的考古資料,還有這里所處的地理位置和該地域周邊的半寶石資源。這里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的「草原絲綢之路」的最東端,並處於南面中原文明與北方草原地帶的交會點(圖090)。我們並不清楚夏家店人最初製作這種紅色瑪瑙珠的情形,這種珠子早在夏家店之前,西亞和印度河谷已經流行了數個世紀,但夏家店下層文化最先出土了中原文明範疇的紅色瑪瑙珠是事實。
大甸子是夏家店下層文化比較典型的聚落遺址,出土了青銅器、陶器、骨器和大量珠飾。珠子的基本形制和材質有:綠松石珠(圖091),呈扁體四邊形和短管等形制;白石珠,一種白色大理石岩質(考古報告稱),形狀有管、算盤珠和圓片;紅瑪瑙珠,有算盤珠形制和短管;玉珠,皆圓管形,有長管和短管;另外還有用骨頭製作各種墜飾,分析報告顯示為人頭骨。其中紅瑪瑙珠和綠松石珠都曾出現在中原及周邊的廣大地域。
紅瑪瑙珠的形制一般是珠子的直徑大於高度,呈扁圓狀,在大甸子考古報告中被稱為「算盤子」。股墟有過這種珠子的出土記錄;在後來的夏家店上層文化保持了基本形制,但是打孔的鑽具和表面拋光工藝明顯改進;之後在中原的西周貴族組佩中作為重要的連接件反復出現:;在春秋時期西北的山我戎貴族基中同樣可以看到:在戰國時期的西南眾多或牧或耕的邊地民族的石棺葬中也能看到;甚至在鴨綠江右岸雲峰水庫淹沒區的高句麗積石墓葬群中也有出土記錄,年代不晚於西漢。這種「算盤子」形制的紅色瑪瑙珠流行的時間跨度超過千年。
大概是由於硬度不遲嘩算很高的關系,夏家店的綠松石珠子一般能夠順著最長邊打孔。綠松石的硬度一般在碼神行摩氏5度左右,而硬度達到7度的紅瑪瑙珠則是選擇最短距離打孔,材料的硬度是造成綠松石珠與紅瑪瑙珠子在形制上區別的重要原因。隨著加工工具和手段的完善,夏家店的珠子越來越精緻,形制也有了細節上的差異,但是基本形制一直沒有大的改變。如果按照考古類型學的辦法,如陶器那樣,我們甚至可以將這些珠子分成某一型的某幾式。這種最初由於技術因素造成的形制上的差別很可能最後形成了審美習慣,使得夏家店的紅瑪瑙珠始終保持比較單一的形制,即使鑽具改進,仍舊保持了最初在最短邊打孔的形制(管子例外),並且從沒有將紅瑪瑙製作成與綠松石珠樣的薄薄的方形,在後來的中原及周邊地區一直都是這樣。西亞和印度河谷的情況則不同,由於很早就開始使用鐵器,他們能夠在瑪瑙珠的任何方向打孔而不必在最短邊,他們其他材質的珠子所擁有的形制,紅色瑪瑙珠也都有。
夏家店下層與中亞重要的青銅文化安德羅諾沃文化( Andronovo Culture)有相當多的聯系,至少是在器物形制上的聯系。在安德羅諾沃文化出土的喇叭口形黃金耳環,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也有出土。一些器物形制和美術形式在歐亞草原上得以瞎譽迅速傳播,這種喇叭口形制的金飾除了耳環還有臂環(圖092),北京平谷劉家河商早期遺址出土過一對完整的臂環。從地理位置看,夏家店文化處於歐亞草原地帶的最東端,安德羅諾沃文化處於這一草原地帶的最西面,也許我們很難想像古代人類如何得以頻繁穿越這一廣闊的草原地帶,但事實是,一系列相似或相同的美術形式在漫長的草原之路上被發現。這種扁喇叭口的金耳環以及其他相同形制的器物可能很早就經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的「北方草原絲路」傳人,也許是那些遊走在歐亞大草原上的牧羊人使得這些美術形式和創造美術形式的技藝迅速傳播。他們是最早馴化馬的民族,這一發明使得本來就沒有天然屏障的歐亞草原成為連接東西兩端的走廊,因此也不難解釋相似和相同的西亞王墓和印度河谷的珠子形制何以出現在草原東端。
迄今為止,已經發現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共有489處遺址,規模之大幾乎是紅山文化的5倍。但是這一文化在公元前1500年突然衰落,這也意味著農耕文明從這一地域永久消失。疊壓在它上面的是夏家店上層文化,是不同於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另一群人,一般同意是「東胡」這一族群。他們顯然沒有了下層文化那種農耕文化的繁榮,遺址規模明顯萎縮,出土器物偏向草原類型。青銅器以武器、工具、車馬具和各種牌飾居多,禮器幾乎不重要,另外,他們也是製作珠子的能手。這一變化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興起的時間一致,處於經濟不能自足狀態的游牧民族所需要的正是以上這類手工製品,同時更需要作為他們與南方農耕地區交換中介的定居點的存在。我們還不完全清楚夏家店下層文化突然衰落的原因,但是夏家店上層文化很可能正是為了滿足草原文化的興起這一要求而繁榮起來的。他們的活動並不僅僅限於針對北方的游牧民族,也與中原周邊所謂「文明邊緣」那些半牧半耕的邊地民族交流頻繁,在多個方面向這些人提供自己的手工製品,包括武器和裝飾品。
㈥ 【牧古說古珠】第四篇-製作珠子的材料
珠子所承載的此猜信息可能超出我們的想像,只要想一想它從數萬年前人類還僅僅能夠製作打制工具的舊石器時代起就伴隨我們至今這一點就足以使人驚訝,更不用說在所有的裝飾和藝術品門類中,珠子覆蓋了我們所能想到的任何可能的天然和人工材料,而且包含同樣的製作難度的工藝信息,特別是在沒有動力工具的古代。
從幾萬年前人類使用貝殼、骨管等自然材料製作珠子開始,到目前為止,珠子可能是使用材質最廣泛的裝飾品,它幾乎用過你能想到的任何材料(如圖)。
除了貝売(以及珊瑚、玳瑁等其他海洋生物)、動物骨頭(也包括人骨,人的小腿骨和頭蓋骨都曾用來製作珠子)、獸牙(以及人類牙齒)、禽鳥卵(蛇鳥卵)、果實(包括有毒的果實)、種子、樹木、礫石、化石、各種寶石礦石(包括玉、水晶、瑪瑙、綠松石、青金石、煤精、礬石等半寶石)、有機寶石(珍珠、瑰珀、珊瑚、象牙、硨磲等)、貴重金屬(黃金、白銀等)、有色金屬等天然材料,合金也曾用於製作珠棗扒和子。而人類最成功的人工材料是熔凳盯化石英燒造玻璃,這項發明非常古老,我們在美術圖譜和明信片上看到的4000多年前的埃及法老和王後從脖子一直披到雙肩的華麗珠串就是這種人工製品。
由於工具和技術的限制,早期的人類所能利用和加工的材料硬度一般不是很高,在新石器時代被廣泛運用在日常工具和裝飾品製作上的是骨、牙、蚌一類的有機材料,從現有的出土資料看,當時的骨質工具和骨質、蚌貝一類裝飾品製作十分發達,距今6000年的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骨質工具和裝飾品已經具備精細的製作工藝和裝飾審美,並且對骨質裝飾品的偏愛在中原地區至少延續到戰國或者西漢。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裝飾品材料是蚌貝,與骨頭一樣,這一類材料含有機物,它們的保存特別是墓葬環境中的保存十分困難,這是我們看到骨蚌一類裝飾品遺存不夠理想的原因,但從現有的考古資料看,用蚌貝製作的珠子和小裝飾件至少在西周仍然十分流行。早期的技術工具並沒有限制我們的先民在骨頭這樣的材料上進行技術開發,除了打孔一類的基本技術,陰刻、雕刻甚至鑲嵌技術都曾被運用在骨質裝飾品的製作上,可以說先民們應用在骨頭上的精細加工技術,在以後針對硬度更高的半寶石材料上都用到了,這些技術無疑給後來的半寶石加工技術開辟了多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