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群眾集會微笑圖片高清

『壹』 民國時期被誘拐的婦女下場如何

從民國時期男性的誘拐女性的動機來看，除了極少部分是拐犯處於善意，希望幫女子脫離苦海，抑或是男女因姦情意圖私逃外，多數都以賺錢營利為目的，正因為如此嚴景耀將這兩種罪名歸結為「經濟罪」。對於被誘的女性來說，則多是「被人價賣為娼、婢女或被賣入戲班學戲，有的則被嫁賣與他人為妻妾。」筆者將結合一些史料簡述如下：

被賣為娼妓是這些女性最常見的下場。《北洋官報》記載過這樣的一起案件：

被拐賣的女性中，很多被賣去東北。嚴景耀對此有詳細的論述：「這些被拐婦女大都被送到東北當妓女的。那是因為在東北有廣大的市場，成千上萬的人來自山東、河南、河北等地，他們大多數是男人而且是未婚的單身漢。因此，對女人的需求高了，娶妻的代價也高了，這些外來戶只好以原始的方式為他們發泄性慾而採取最省錢的辦法。因為對女人的需要高，故拐犯都認為到東北作這種事可以得到更多的好處。」

1933年，山東省政府還專門出台命令：

可見，當時山東萊蕪地區的賣良為娼的現象已經較為嚴重。

《婦女評論》有這樣一篇文章，節選摘錄如下：

這條新聞，大致是說：

十三歲的蘇小三子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理想，而被家人略誘至妓院，希望將她「押娼」。還好最終脫離了火坑。但是這段文中讓人在意的是「這種新聞，向來是沒人注意的，因為人人心中覺得這種事是上海所常有的」這句話。這說明了，首先，當時針對婦女的誘拐案的確非常的常見；其次，誘拐後被賣入妓院的女子也不在少數，以至於即使是十三歲的幼女，也讓群眾們見怪不怪了。

除了最常見的被賣為娼妓外，也有很多女性被賣為婢女、妻妾等。而當時其實不乏一些 社會 名流、政界人士也通過這種手段來買婢女。《海濤》雜志曾記錄有《孫元良將軍買婢記》，講述孫元良在正妻之外又派手下去蘇州、無錫等地替他購買婢女的事件。雖然八卦小報的故事不知真偽，但是名人買婢女這種現象一定是存在的。

而被賣為妾也是當時所常見，《婦女評論》雜志有過這樣一篇小文：

對於這些被誘拐的女性，脫離原有的環境並沒有像他們所預想的那樣脫離苦海，而是陷入了更深的悲劇之中。如被迫失身，有些甚至會因此喪命。1913年徐家匯就有數名已婚女性被誘拐強奸的案子，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同樣是1913年，鄭海與其母鄭闡氏殺死李俊兒一案中，則因二人將幼女李俊兒誘拐藏匿後擔心案情敗露而將之致死滅跡。

由上可見，被誘拐的女性，無論其出走是否有主觀想改變生活現狀的意願，其下場多半是很悲劇的。當然也有少數女性得以成功脫離苦海，如合肥的兩個十五歲少女，上學路上被拍花賊弄暈拐走，但是靠著自己的智慧在南京脫險。但是由於當時這個重視女性貞操以及男權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下，就算拐逃犯的確會受到嚴厲的懲處，受害的女性也會感到難以做人。而且就筆者看到的材料來看，多半的情況下，女性都會落入狼窩虎口。

《後漢書》有個記載漢朝時拐賣婦女的案例，一人叫黃昌，年輕時當個小吏，他老婆回娘家省親，路上被土匪劫走，賣到四川成了別人老婆，多年以後生兒育女，黃昌官路亨通，升到了蜀郡太守。一次她兒子犯法，作為母親去頂罪，太守黃昌跟這女人交流，覺得她沒有四川口音，恐其有詐，這女的馬上回答說，我本是會稽餘姚人，黃昌的妻子，因為省親被劫賣到這里，黃昌大驚，忙問，你怎麼識別黃昌，她說，黃昌左腳心有黑痣，還常說自己將來能當二千石的大官，於是黃昌伸出自己的左腳，兩人相擁而哭。

在古代誘拐婦女的目的，一般是賣人當老婆，賣人當奴隸，賣到青樓，賣作其它用途，這里的其它用途有點瘮人，比如食用、陪葬、煉丹、祭祀等，拐賣的方法大致有誘拐、迷拐、葯物、暴力等；被誘拐的地區集中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特別是貧困、受災的地區，尤其四川、貴州拐賣人口猖獗，在有些災荒年月，甚至大片搶奪人口的行為，暴力搶奪、殺夫捆妻、殺父母捆子女等，被誘拐的，先以毆打、拘禁、強殲等手段予以控制，手段慘絕人寰，令人發指。

拐賣人口的罪犯，稱為「掠賣人」，歷朝歷代律法都對其有嚴酷的懲罰，抓到了都是個死，只是死法不同，漢朝的《二年律令》記載，掠賣人直接處以磔，大卸八塊的意思，《唐律》是絞刑，《大明律》也是絞，家人流放。有個問題要區分一下，古代雖然嚴禁拐賣，但又允許人口買賣，允許人口買賣是在雙方自願的情況下進行，還有官府的印章，稱為「和賣」，而律法打擊的是採用各種方式的「掠賣」。

北宋時期曾破獲一起重大的拐賣人口案，宋真宗年間，廣東提點刑獄周湛，在檢查從湘鄂南遷至嶺南的人口時，發現很多人來源與記錄不相符，多方查證後，破獲了一起重大的跨省掠賣良人案，在這其間已有大量的人口被賣出，最後解救出男女2600多人，轟動一時。講一個民國時期的場景吧，魯豫交界的集市上，經常會有年輕的女人，只穿褲衩和背心，身上掛著牌子，上面寫著不等的數字，她們或蹲或蜷縮著，臉上只有恐懼和羞辱，身邊是拿著皮鞭和棍棒的粗壯漢子，對了，這些女人就是明碼標價的商品，人販子在一旁高聲吆喝，黃花閨女了，快來買回去做老婆，又便宜又好使。周圍馬上聚滿了人群，有指指點點的，有邪惡表情的，更有如狼似虎的眼神緊盯著，似乎要開始一場大動干戈的斗爭。

自從英國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長時間處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境地，他們不斷在中國謀取利益，其中「豬花」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豬花指的就是被販賣的婦女，原本一開始列強只是單純的販賣豬仔，即男性，讓這些廉價的勞動力為他們自己國家服務。

然而這些被販賣至境外的豬仔，經常忍受不了這種非人的待遇，於是紛紛逃跑，列強為了留住他們，就想到一個方法，將中國的婦女販賣過去，和豬仔一起，原本只是讓他們生活在一起，為他們國家免費提供勞動力。

到了民國時期，沒想到這種做法讓境外的資本家看到了另一個暴利，就是將這些婦女販賣到境外，充當妓女，一時間嬌小可愛的中國女子在境外得到追捧，這些被販賣到境外的女子，他們的結局可想而知，面對外國人的凌辱，想自殺都沒有機會。

在晚清至民國時期，據說英國人在廣州大肆收購婦女，一個婦女40個大洋，很多國人以此作為謀生的手段，成了他們的爪牙，為他們提供了更多婦女。

而英國人再販賣到美洲可以獲得1000塊大洋，據說當時在美洲的華人女子高達數千人，95%的女子最後都淪為青樓女子，受盡凌辱和折磨，最後自盡。

這或許是婦女被販賣後最慘的遭遇了。

民國時期很多工廠需要勞動力，此時的販賣已經成風，他們稱販賣男孩叫「搬石頭」，販賣女孩叫「摘桑葉」。

主要是從農村去欺騙這些女子，說到了大城市什麼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還可以享福，最後大多被販賣到工廠，工廠給人販子大洋，如果是稍微有些姿色的女子則會被販賣到青樓，讓這些裹腳了的女性為那些上層階級的人跳那些所謂的小腳舞，跳的不好就要挨鞭子，很多人販子因此獲得巨大利潤。

而這些婦女只能不斷的工作，稍有怠慢就遭到屈打。

除了上述的幾點之外，這些婦女還被販賣到一些偏遠地區，做了別人的老婆，整天不能出門，逃又逃不掉，運氣好的自然成了有錢人的小妾，運氣不好的被販賣到窮人家，還要遭受挨打，凌辱，這些女子一輩子只能過著被繩子綁起來的妻子，成了他們的洩慾工具、繁衍後代。

無論哪一個朝代，被誘拐的婦女都鮮有好下場。有的被拐到深山老林給人當媳婦，有的被拐到青樓當妓女。

在民國那個特殊的時期，軍閥混戰加上 社會 的動盪，當時的人口簡直就是活生生的大洋。人販子為了牟取暴利，使用一切手段拐賣兒童、婦女、青壯年。

那個時代的兒童和婦女沒有任何人權可言，一旦遇到災荒，更是成為商品。被拐賣的婦女下場好一點的到個有家人家當奴隸僕役，下場差的可能進了妓院為娼，再差的可能連命都不保。然而，民國時期的政府乏力，無心也無力打擊這種犯罪行為。直到新中國成立，才將販賣人口定為違法犯罪！

一種勒索其家人要錢，得手也就放婦女回去了。婦女可以再嫁人。但是如果隔了夜的，再嫁也就名聲不好了。不過還是嫁的出去的。

一種把婦女賣掉，通常是賣去做妓女多一點，也有賣去做童養媳或者小老婆傳宗接代的。

做妓女那基本沒有什麼出頭之日，賣身不行的時候，或者留著妓院打雜伺候別的年輕妓女，或者乞丐流落街頭。更多是沒等到那天已經死了。

做童養媳的年紀小，記不清楚事情，往往在夫家是生育機器和各種幹活的。如果遇到寬厚的人家，再生個兒子，兒子有點出息，可能壽終正寢。大多數被繁重體力活或者年幼生育的後遺症折磨，或者家暴，早早去世了。

傳宗接代的那些就更可憐的，生出來孩子和她也沒關系，混好就是一個奶娘角色。更多也是幾經轉賣，更為悲催。

一種就是賣去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大概累死居多。

任何一個時代，被拐賣的都不會有好下場的!

而被誘拐的婦女，大部分都被賣去外地。賣家特地不在本地賣，一是因為婦女了解本地，容易逃跑。二是因為這么做的話買賣容易被發現，政府很容易就能破案。而賣到外地的話，就算政府發現本地婦女被拐，也很難插手至外地破案。當時的行政效率極其低下，兩地警察在這類案子上幾乎無法達成有效的合作。

甚至還有些商人會把拐來的婦女專門賣到其他軍閥控制的地盤上，那麼想要偵破此類案件就更難了。這也是這類黑色產業流行的關鍵原因，即便有志改革的政客對此也力不從心。而流落外地的婦女舉目無親，即使是在亂世中苟活了下來，過得也相當孤獨、艱難。

彼時很多城市有大量的娼妓，這些娼妓大部分都是從外地拐賣過來的，這是人販子的重要買家。這些被賣掉的婦女進了妓院後相當於失去了人身自由，還得被強迫服侍男人。賺來的錢大部分也不歸自己，而是歸妓院，屬於當時 社會 被剝削地最嚴重的群體。大多數被拐來進妓院的婦女最終都是染上病死掉的，畢竟當時根本不講究衛生 健康 。

還有一些人會被買去做老婆，往往是深山鄉村不好討老婆的男性。他們為了繁衍的任務，所以來到黑市購買婦女。婦女被賣進農村以後，基本上就要和買主過一輩子了，很難逃出村子，也很難再見到家人。如果不聽話的話，甚至可能會被村裡人動用私刑處死，可以說是相當殘酷。

運氣好一些的，則會被賣給達官貴人做妾。但前提是自身頗具姿色，這樣的話人販子才會推薦給上層人士挑選。不過進了這種家庭的話，地位也不會太高，畢竟身份只是賤妾。但總比那些落魄於江湖風塵的女性好不少，起碼吃穿不愁。但顯然這也稱不上什麼好下場，依然是處於被無限制剝削的地位。

直到新中國建立以後，婦女拐賣問題才逐步得到解決。大量被拐婦女被查清原委後遣送回鄉，還有些墮入青樓女子也在政府的幫助下重新從事正當職業。此時的 社會 風貌遠比民國時期好得多。

人口貿易是奴隸 社會 的產物，伴隨著工業文明塑造了法治 社會 精神，天賦人權和 社會 契約成為了西方列強的標配，可是世界發展是不充分不均衡的，於是不發達的地區成為了法外之地，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國亦是如此，這其中十里洋場上海是一個典型代表，華洋混居產生了魚龍混珠的三教九流，上海灘三大亨的故事婦孺皆知，他們生意最重要三項就是妓院和賭場及鴉片，其中妓院的妓女來源除部分貧困家庭主動販賣女兒外，為了節省成本更多的是來自於拐賣人口。

大航海時代讓內陸傳統的貿易都市變成了鬼城，鬼城效應讓許多經商家庭破了產淪為貧民，貧民們匯聚一起形成了貧民窟，上海灘黃浦江為界，一半天堂一般地獄。美國人為了西部大開發規劃了西部鐵路，鐵路全程萬余里需要大量人工，由於美國本土已經禁止奴隸貿易，美國的華商買辦就另闢蹊徑到內陸來販賣豬仔和豬花，豬仔被分流到南洋的種植園或者美洲鐵路工地，豬花則淪為豬仔的洩慾工具，對於西方來說東方是慾望之都，曾經的天朝上國淪為了罪惡之國，沒有了絲綢和瓷器及香料的故事只有百年孤獨的紅與黑。

那麼，民國政府對於販賣人口採取了那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效果呢？這個積貧積弱的國家真的一夜之間喪失了千年禮儀文明了嗎？

1928年《中華民國刑法》第257條規定：「和誘、略誘未滿20歲之男女脫離享有親權之人、監護人或保佐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姦淫而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並科1000元以下罰金。移送被誘人出民國領域外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1935年新修訂後的《中華民國刑法》提高了「略誘」犯罪的懲罰力度。該法第241條規定：「略誘未滿20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護權之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姦淫而犯前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並科1000元以下罰金。」

第242條規定：「移送前二條之被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見，當時拐賣兒童罪的最高刑罰僅為無期徒刑，而且只要不將受害者運出國境，人販面臨的最高刑罰僅為有期徒刑10年及罰金1000元。

對於民國刑法嫌輕的懲罰力度，共同發起成立中國救濟婦孺會的徐乾麟表示了強烈的憤慨：「失拐案如斯之多蓋亦有故，法律與習慣二者皆有莫大之影響存乎其間。假使國家對於拐匪斬人子嗣離人骨肉較之強盜尤為殘酷，一經破獲訊實即治之以極刑，殺一做百必寒匪膽。」可見主張對人販一律處死的想法並非時人首創。 民間組織是民國時期重要的「打拐」力量 在政府之外，民間組織也是民國時期重要的「打拐」力量。

1931年中華慈幼協會發布公告，鼓勵公眾協助「打拐」： 此次洪水為災，幅員甚廣，災民扶老攜幼來滬避難者，數以萬計，無知牟利奸徒，乘機收買難民子女，販賣為奴婢妾妓者，亦常有所聞。本會以保障兒童權利，謀求兒童幸福為宗旨，深恐無告災童，被拐匪騙賣，淪入地獄，乃廣為宣傳，俾同情人士通風報信，以便調查，並在輪船碼頭與火車站，嚴密訪查，遇有形跡可疑者，嚴為盤詰，得有證據，即送請法庭訊辦。本會現據人報告，業已會同探捕，破獲拐匪者數起，送請法院徹究矣。所望同情人士，遇有販賣兒童情事者，速來博物院路廿號本會所報告，本會必能徹底根究，如有必要時，並當為報告人嚴守秘密雲。 此外，「人民舉報」也是挽救被拐兒童的一種方式。

1937年《風采月刊》報道，荻海區園嶺村12歲小童餘明銳被親戚拐騙，賣至虎山村，後又被帶往他處出售。所幸拐賣途中被鄉人發現，及時向隊長報告，人販得以拘捕，小童得以救回。前後所耗時間不過數日，銀錢不過18元。 盡管如此，在被拐賣的兒童中，還有大量的受害者未能得到救助。而憑自力得以脫困的，更是猶如奇跡。

1947年《滬西》登載通訊報道了一則異事。上海郊區龍華鎮的一戶農民女兒3年前走失。女童被拐後，被人販打得體無完膚，黏上狗皮，做成身高不盈3尺，人首狗身的「狗妖」。人販為免女童呼救，還將她的舌頭剪去，使她不能言語。 3年後，買了女童的江湖藝人帶著她來到龍華鎮表演。一日，女童生父正好來看「狗妖」表演，女童當即淚如雨下。農夫眼見生疑，次日再帶妻子前來。女童含淚在地上寫下父母以及自己的名字，方才得以與父母相認。後來女童獲救，但身心所受創傷仍是無比沉痛。此案女童的悲慘經歷，直是眾多被拐兒童的一種寫照。不幸如她遭受戕害者，不知幾何，而有幸如她能脫離魔爪的，卻恐怕只在少數。哀哉可嘆。

拐賣兒童所傷害的不僅是千萬個兒童和他們的家庭，也是整個 社會 。而要營救這些被拐兒童，也絕不是僅靠被拐兒童的家庭就能完成的。國家應當從立法和執法兩個層面投入資源、提高能力， 社會 組織與 社會 力量也需要得到動員和鼓勵。兩相配合，雙管齊下，也許才能實現「天下無拐」。那個積貧積弱時代不是借口，健全法治和加深道德信仰才是治標治本的方案，我們需要全民投入其中捍衛人類尊嚴和底線。

民國時期被誘拐的婦女結局相當的悲催，可以說中國 歷史 上婦女地位最低，命運最悲慘的時期就是民國。

清末民初，整個中華大地一片混亂，各地軍閥割據，很多地方甚至出現了土匪比官府更強大的局面，造就這種亂局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當時的中國不但受到清政府倒台後的權力真空，而且由於帝國主義大舉瓜分中國，整個中國 社會 民不聊生。

在任何動亂的時代最受傷的一定是婦女，民國時期也不例外。民國時期的婦女命運悲催，被誘拐的婦女數量相當的驚人，這些婦女的悲慘命運無非有三個結局：

可以說80%的被誘拐的婦女都被賣入妓院充當娼妓，這是當時拐賣婦女最直接的變現方式。由於 社會 動盪，官府管轄能力不足， 社會 治安極其的不穩定，在各地經常發生婦女被拐賣，而且她們大多數都被賣進了妓院。

被賣入妓院的婦女們命運很悲慘，她們不但失去人身自由，更是被逼迫出賣肉體，為妓院老鴇賺取皮肉錢，自己只能落得很少的收入。當民國時期，買賣人口其實是重罪，但是由於政府的腐敗和黑暗，基本上這種婦女拐賣案都不了了之，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在於人民的極度貧窮，由於受害者家庭既沒有錢，又沒有權，更沒有勢，家中婦女被拐賣了只能聽天由命。

被賣入妓院的婦女從一開始的死活不從，到後來的順其自然，她們最終變得麻木，甚至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原因也是因為那個時代實在是太窮了，即使逃回家去也可能被餓死，還不如在妓院混個溫飽，還能賺幾個錢。

這樣的心態也造就了很多被賣入妓院的婦女們徹底的放棄了自己的命運，而等到她們人老珠黃的時候就會被妓院無情地掃地出門，徹底的淪落為 社會 的塵埃。

在民國時期，大戶人家都以妻妾成群為 時尚 ，但凡有點錢的人家都希望能夠有幾房姨太太，但是要明媒正娶幾房姨太太還是很費錢的，還不如直接買一個女人過來。

於是，就有這種誘拐婦女給大戶人家當妾室的產業鏈，在這個產業鏈中，被拐賣的婦女就是成為了可以隨意交易的商品，她們很多人被賣入大戶人家當妾，其實命運還不如娼妓。

被賣入妾室的地位相當的低下，她們由於沒有娘家背景撐腰，進入男人家後，不但受到男人的任意辱罵，甚至在男人的正室和子女面前都抬不起頭來。這些婦女往往是白天要干很重的活兒，晚上還要伺候男人，如果男人死得早，她也是被趕出家門，淪落風塵的。

民國時期誘拐婦女與其他朝代最大的不同在於很多婦女被賣到了異國他鄉。這是中國近代史婦女最為悲慘的結局，這些婦女即使被賣入妓院也好，被賣當妾也好，至少她們還沒有離開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環境。

由於清末民初時期，國門被帝國主義強行打開，很多人口貿易也湧入了中國，很多的中國婦女被賣到美國、歐洲和東南亞地區。這些被賣出過的中國婦女們除了極少數能夠在當地生存下來以外，絕大多數都客死異鄉。

被賣到其他國家的中國婦女們其實都是被當作重勞動力，她們在美國，東南亞干著很重的工作，受到非人的折磨，大部分人都被活活折磨致死。

有幸運的，有不幸運的，命運不一樣。郭蘭英後來成了歌唱家，他算幸運的。

『貳』 84年前，那位不向納粹敬禮，還露出不屑笑容的德國市民，後來怎樣

1936年6月13日，二戰爆發的前一年，德國漢堡市位於一艘輪船的下水典禮上，當納粹的高官出現在典禮現場的時候，所有人不約而同地舉起了右手，這是十分標準的納粹軍禮，他們的臉上，或是嚴肅，或是喜悅，亦或者是強裝出來的微笑。

然而在這張照片當中卻出現了一個極度「不和諧」的一幕，在茫茫人海當中，當所有人舉起了右手時，有一個人不僅沒有行禮，還有露出了一臉不屑的笑容。

可以堅信的是，沒有人不會因為不知道他的名字，就否認他的偉大。

1944年，蘇聯紅軍大破德軍防線，開始大反攻，瘋狂的納粹將一些戰俘送上了戰場，蘭德梅賽就是其中之一，1944年10月17日，他死在了克羅埃西亞，自從被關押以來，至死都沒有見過妻子和兩個孩子。

唯一幸運的是，兩個孩子都活了下來，這段歷史才重新面世。

『叄』 威海衛保衛戰的民國時期

經過浴血奮戰，威海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奪回了威海衛。 然而，就在人民還沉浸於勝利的喜悅中時，國民黨反動派卻迫不及待地挑起了內戰。處於膠東解放區的威海軍民，又一次拿起武器，投入到解放戰爭中。 1947年秋，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遭到慘敗後，蔣介石派遣其陸軍副總司令范漢傑率膠東兵團進攻膠東解放區，妄圖消滅膠東半島的人民解放軍，切斷山東與華北、東北解放區的相互聯系和支援。敵膠東兵團轄第八、第九、第二十五、第四十五、第五十四、第六十四6個整編師，兵力達18萬多人。 1947年9月6日，敵膠東兵團四個整編師分三路向膠東腹地推進。敵整編第二十五師繼佔領棲霞和福山後，於10月1日佔領煙台市。威海衛市成為該師的下一個目標。 由此，威海衛保衛戰拉開了帷幕。
國民黨軍從合慶海域登陸
10月13日深夜，在煙台至威海的一條鄉間小路上，一支隊伍正急速地向威海行進。四周漆黑一片，難得看見燈光。偶爾，「快點，跟上」的短促命令打破了深夜的寂靜。
這支部隊是東海軍分區獨立三團。當晚，他們接到命令：立即趕赴威海。原來，當晚9時左右，國民黨軍在合慶村東附近海域登陸，佔領棉花山、東山公園一帶。登陸的是國民黨軍整編第二十五師一○八旅三二二團一部，有300餘人。
與此同時，東海軍分區獨立一團、獨立二團也奉命趕赴威海參戰，東海軍分區司令員彭棟才來到威海部署戰斗。他決定趁敵立足未穩，迅速組織反擊。
14日晚，威海警衛營和獨立三團一個連進攻棉花山，斃、傷敵百餘人。 15日晚，國民黨軍小股部隊向棉花山以西騷擾，被擊退。16日清晨，國民黨軍出動500多人進攻雕山，獨立三團連續打退敵四次進攻。當天下午3時，敵人停止進攻。
17日晚9時，我軍向敵方發起反擊。獨立一團七連奪回東山公園，並佔領棉花山制高點。國民黨軍幾次反撲，都被我軍擊退。獨立二團二營，反復沖殺，激戰八個多小時，斃、傷敵200餘人。後來因彈葯短缺等原因，我軍於18日晨撤出陣地。國民黨軍隨後佔領雕山。
敵軍登陸後，每隔三五日便到靖子、孫家疃村一帶搶掠財物。於10月28日奉命到威海參戰的膠東軍區崑山部隊摸清敵人活動規律後，指揮威海武工隊和東海遠征爆炸隊，在松頂山下孫家疃村附近布設了「地雷陣」，只等敵「上鉤」。
11月5日上午8時，國民黨的搶糧隊出現在棉花山東口。接到消息的崑山部隊馬上做好了戰斗准備。敵先頭班走近孫家疃村時，崑山部隊開槍射擊。敵先頭班在慌亂中誤進「地雷陣」，被炸死大半。敵後援部隊有兩個連，走在前面的連踩上了地雷，走在後面的連則嚇得潰不成軍。此次戰斗僅用半個小時，斃、傷敵40餘人，我方無一傷亡。
血戰古陌嶺
古陌嶺地勢險要，是威海市區北端的屏障。國民黨軍很清楚古陌嶺的軍事價值，自進犯威海後，就一直想佔領古陌嶺。古陌嶺，成了威海衛保衛戰中的一個重要戰場，戰鬥打得異常激烈。
早在10月15日晚，國民黨軍就兵分兩路出擊古陌嶺。其一部從棉花山撲向古陌嶺，另一部自東山公園進犯古陌嶺前坡，企圖兩路夾擊佔領古陌嶺。東海軍分區部隊英勇阻擊，擊退來敵。在這場戰斗中，時任獨立三團連指導員的張序三所在部隊連續擊退敵4次沖鋒，成功守住了陣地。
10月18日，敵三二二團向古陌嶺進犯。擔任阻擊任務的獨立三團三營八連集中5挺輕機槍從早晨打到下午，共打退國民黨軍8次進攻。其間，機槍手鄒立欣斃敵30人，後來被授予一等功。
此次戰斗結束後，我軍調整了部署，獨立二團一營守衛古陌嶺陣地。獨立三團、武工隊等守衛從古陌嶺西麓到遠遙墩之間的陣地。
敵三二二團登陸威海一個多月，一直被我軍壓縮在棉花山陣地。為了盡快佔領威海，國民黨軍決定增兵。 11月15日，國民黨軍整編第八師師長李彌派全部美式裝備的一六六旅來威。17日拂曉，新到敵一六六旅的四九六團、四九七團和原有國民黨軍向古陌嶺發起進攻。在百餘門大炮和數門海上艦炮的掩護下，敵向古陌嶺正面發起猛攻。獨立二團一營一連指戰員沉著應戰，打死打傷大量敵軍。天亮後，一營全部投入戰斗。
中午時分，國民黨軍不僅在正面增加了兵力，還派一部向古陌嶺陣地後側進攻，打算前後夾擊我軍。在腹背受敵、傷亡嚴重的情況下，獨立二團一營指戰員英勇反擊，又一次打退敵人進攻。
下午3時，急紅了眼的國民黨軍瘋狂地撲向古陌嶺山頂。敵炮火不僅更為猛烈，還派出飛機對古陌嶺陣地進行轟炸。獨立二團一營拚死抗敵：子彈和手榴彈打光了，就抓起石頭砸；揀石頭來不及，就拼刺刀；沒有刺刀，就用槍托打；槍托打斷了，就揪住敵人廝打……
下午4時，我軍根據戰略需要，主動撤出古陌嶺陣地。 在這場戰斗中，涌現出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喬聚會烈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戰斗中，身為班長的喬聚會腿負重傷，但他堅持不下火線。當他被敵人包圍時，他拉響炸葯包與敵人同歸於盡。
頑強作戰逼走敵軍
古陌嶺戰斗結束後，敵三二二團從威海撤離，敵一六六旅駐扎威海。11月18日，國民黨軍以兩個團的兵力進犯市區後，又撤至市區北部和東部，並從遠遙墩經槐雲、欽村、神道口、城北門、大操場北頭至海邊，構築了一條近十公里的封鎖線。 自此，兩軍展開了拉鋸戰。
白天，國民黨軍進入城內大肆騷擾居民，甚至竄到南大橋以南破壞工廠和商店。夜間，武工隊等深入城裡，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
12月9日夜，獨立三團對槐雲北山敵軍陣地發起攻擊，摧毀地堡18座，斃、傷敵100餘人，俘敵12人，繳獲3挺輕機槍、5支沖鋒槍、8支步槍和9000多發子彈。
東海軍分區部隊和威海地方人民武裝還經常對國民黨軍前沿陣地進行襲擾、進攻，炸地堡、捉守堡之敵，搞得敵軍狼狽不堪。正像當時新華社評論中描述的那樣：敵「既難死守，又難逃走，處境險惡，好不發愁」。
1948年3月中旬，國民黨軍整編第八師師長李彌來到威海，指示一六六旅旅長李藎宣准備撤出威海支援東北戰場。李藎宣哀嘆被「土八路」纏住了、不好撤。李彌面授機宜，讓李藎宣擺出進攻的態勢，炮襲一陣，然後撤退。李藎宣怕撤退時遭攻擊，便想方設法研究如何逃跑，無心再戰。
3月29日，從煙台駛來5艘敵軍艦。3月30日晚，國民黨軍盲無目標地炮擊了一個多小時後開始登艦逃離。我軍發現後，立即全線出擊。獨立二團趕到合慶村時，國民黨軍大部已上軍艦，我軍只截獲了3隻木船和60多名未來得及上船的勤雜人員及家屬。
擔任掩護任務的敵一個排，後從合慶村東南登船逃至劉公島。
至此，歷時半年的威海保衛戰勝利結束，國民黨軍佔領威海衛的企圖完全破滅。
人民群眾成為堅強後盾
威海衛保衛戰，是在我方主力部隊未參戰的情況下進行的。反觀敵方，全是經過嚴格訓練的精銳部隊，尤其一六六旅更是美式裝備。應該說，我軍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是很不容易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了貫徹中共中央「向北發展、向南發展」的戰略部署，威海地區的主力部隊全部開往東北。 在威海保衛戰的半年中，國民黨軍雖然佔領了市區及以北的23個村莊，但被我地方部隊緊緊拖住，再也無力發動進攻，最後不得不狼狽逃竄。
仔細研究這場戰爭，會發現我方之所以能取得威海衛保衛戰的勝利，除了指揮得當、戰術運用正確以及我軍參戰部隊英勇頑強等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得益於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可以說，威海衛保衛戰的勝利，是人民戰爭的勝利。 內戰全面爆發後，各縣市狠抓戰備工作，地方武裝時刻處於整裝待發的戰斗狀態。1947年4月20日，威海衛市政府發布了《告威海衛城市同胞書》，號召全市人民加強備戰；9月1日，又發布了《緊急備戰訓令》，號召全市人民隨時准備打擊來犯的國民黨軍。
廣大人民群眾積極響應，全力備戰。擔架隊就有4900多人，擔架827副；運輸隊398個，4000餘人；救護隊180個，1900餘人；各村青婦隊、自衛團、婦救會，晝夜輪流放哨。民兵和群眾還在沿海及山頭、山腰裡，挖了簡易掩體和交通壕，形成了防禦體系。全市6萬多民兵嚴陣以待，邊練武、邊生產，時刻防備敵人的突然襲擊。 與此同時，人民群眾大力籌措戰備物資支援我軍。廣大職工每天自願工作10至l2個小時，最多達l4個小時。廣大農民多繳好糧、多賣油，保證部隊的糧油供應。城市居民自願獻金、獻銀、獻物，僅獻金銀就達130多斤。部隊廣大官兵也踴躍捐獻本來就很少的津貼費。全市黨、政、軍、民為保衛威海衛竭盡全力，籌措了大量戰備物資，從而保證了戰時需要。
正像親歷威海衛保衛戰、時任獨立二團戰地記者的蔣延慶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寫的那樣：我軍參戰部隊，大部分骨幹都調到野戰軍；新補充的戰士，大多是剛參軍的青年農民，沒有經過系統訓練，而且裝備較差……但在上級的正確領導下，在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下，我軍後來轉弱為強，硬是把敵人拖住了、困跑了。
站在正義對立面的國民黨軍，盡管武器裝備先進，但其不得人心，給養供應不足，不可避免地跌入失敗的深淵。
有力支援了其他解放區
威海衛保衛戰的勝利意義重大而深遠。
國民黨軍進攻威海衛的企圖之一是首先佔領威海衛，進而攻佔文登、榮成，控制威海衛、石島等港口，以斷絕山東與東北兩大解放區的海上交通。
威海衛保衛戰期間，榮成、石島沿海各港口與東北聯系並未中斷，由此粉碎了國民黨軍切斷膠東各港口與東北海上聯系的企圖。不管此前還是此後，由山東進入東北的武裝部隊和地方幹部，大多是從膠東各港口渡海北上。不僅如此，東北的大批武器裝備，也是通過這些港口源源不斷地運往華東、華中戰場，從而有力地支援了華東、華中戰場的解放戰爭。
威海衛軍民在粉碎了國民黨軍對威海衛的進攻後，威海地區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解放區。在隨後的日子裡，威海軍民響亮地提出了「要人有人，要糧有糧，人人立功，事事立功」的口號，又投入到了支援全國的解放戰爭中。

『肆』 如何看待晚清到民國初期社會生活的變化

社會生活的變化 清末民初，經過辛亥革命的沖擊，中國社會風尚急劇變化。最大的變化是剪去了發辮。清朝強迫漢族男子束發留辮，晚清的進步人士把辮子視為民族的恥辱。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動員群眾剪除發辮。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發布法令，要求人們剪辮易服。其次是服飾變化。封建社會，以服飾區分人們的身份地位。辛亥革命後，千百年來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會廢棄，於是人們的服裝樣式開始多樣化。當時人們對沿襲已久的纏足之俗進行了嚴厲批評，出現了不纏足運動，各種不纏足團體和禁纏足宣傳，遍及全國。1912年3月13日，南京臨時政府頒布《勸禁纏足文》，對改變纏足陋習起到重要作用。南京臨時政府還發布了《嚴禁鴉片通令》，嚴厲禁煙。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國社會眾生相 服飾變化與衣冠之治的解體 從習俗和觀念的變化看中國近代社會
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出現了鼎新革故的社會潮流，社會風尚新舊並存，而革命新潮流涉及領域廣泛、氣勢之大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氣象。 清末民初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
思想觀念的更新 南京臨時政府發布法律，要求民眾革除前清腐朽生活習俗，革新禮儀稱謂，廢除叩拜、作揖、請安、打千、拱手等舊式禮節，改行鞠躬、脫帽、握手、鼓掌等禮節。婚喪禮節也改為新式，廢除舊式婚喪的各種落後禮俗。人們的稱謂，不再使用「大人、老爺」，一律以「先生」、「女士」、「君」相稱。傳統觀念逐漸被新觀念代替，認識到封建君權、神權、族權、夫權是對個人人格的摧殘，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力求打破封建枷鎖，給人民平等權利和地位。 晚清帝國的「市民社會」問題
南京臨時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給各種職業的人們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權利，取締買賣人口及賣身契約。當時全國反對賣淫納妾，要求實行一夫一妻制，要求有財產獨立權，個人自立，不苛待傭工等。各種以人道主義、解放人權為宗旨的社會團體紛紛建立，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錮人的個性發展的封建枷鎖。這時，人們開始對國事政事發生興趣，各種集會、結社、選舉活動得到廣泛發展。知識婦女也開始投身於政治。
當時人們重視工商業的作用，認為辦實業是救國的重要手段。人們打破了傳統的四民觀念，為發展實業殫心竭慮，投資設廠，各地出現工商業大發展趨勢。 清末的工商金融 民初，新學大倡，學生選擇專業，考慮其實用價值及利益，法政科招生，成千上百人報考，傳統的作詩填詞、習經讀史、心學理學，不再受人重視。社會上也出現了追求奢侈浮華的風氣，社會各類消費性行業得到發展，對封建社會傳統道德倫理觀念進行沖擊。與此同時，中國固有的學術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清末學術觀的變革 晚清學術分科觀念及方案 學術史：清末民初的顯學 王國維：國學與西學 晚清國學大師王國維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與敦煌學的發展
文學藝術的繁榮 清末民初出現了揭露社會腐朽黑暗的「譴責小說」，如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和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揭露了清朝各級官吏、衙門的腐朽黑暗。還出現了一些反映革命的小說，如《廣州亂事記》、《新漢演義》、《血淚黃花》，描寫了黃花崗起義和武昌起義。
知識分子積極研究和宣傳歐美的思想和文化，出現了許多譯著，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約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從中吸取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西方近代政治方案，作為反對封建專制的思想武器。文藝作品也被大量翻譯，莎士比亞、狄更斯、巴爾扎克的作品，陸續翻譯出版。最著名的翻譯家是林紓，他根據別人口譯，把外國作品翻譯成中國的古文。 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 莎士比亞全集 狄更斯作品選 巴爾扎克作品選
此外，出現了現代話劇和新式音樂，當時「學堂樂歌」的創作大為盛行，出版了不少課堂歌曲的教材。在美術方面，涌現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於創新的畫家。如李叔同、吳昌碩、高劍父、劉海粟等。蔡元培則第一次提出了必須對國民進行美術教育。
新聞出版業的進步 清末民初，西學得到很大發展，加上新印刷技術的普遍使用，新聞出版業步入新的發展時期。1897年，夏瑞芳、鮑咸恩等人聯合創建上海商務印書館，開始時只有印刷所，後成為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體的綜合性出版企業。1921年1月，陸費逵、戴克敦、陳協恭、沈知方等人創辦中華書局。它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身，是民國初年影響極大的近代出版企業。民營出版發行業的發展，很快就超過了教會和官辦的出版機構。
革命派在活動期間，也促進了出版活動。如1902年陳范創辦《蘇報》，聘請章太炎任主筆，發表了大量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的文章。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創刊《民報》，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據推算，當時全國的各種報刊雜志有1000餘種。中國近代新聞出版事業的興起和發展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分不開。 清末民初的中國文化情形（圖片）
近代教育的發展 清朝末年開始建立新的教育體制。1903年清朝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規定了在全國范圍內實際推行的學制，稱為「癸卯學制」，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礎。章程頒布後，各類學堂迅速發展，到1909年，全國各類小學已達5萬多所，高等學校123所。在創辦新式學堂的同時，清朝廷還先後派遣青年學生和官員出國留學，民間也大量出現自費留學生。留學生在在國外大大開闊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識，成為中國社會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分子。 張之洞與晚清學部 京師大學堂章程
民國政府對清末的教育體制又進行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設置新教育機構。如將學堂改稱為學校，男女可以同校，廢止讀經，禁用清學部頒行的教科書，禁止體罰，取消清朝貴胄學堂等。改定教育宗旨。把清學部教育宗旨中關於「忠君、尊孔」的內容取消，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為教育的根本宗旨。重訂學制。初小4年為義務教育，高小3年，中學4年，大學本科3年或4年，師范學校本科4年等。又陸續頒布各種學校令，補充已公布的《學校系統令》，全稱為《壬子癸丑學制》。民國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促進了中國新式教育的快速發展。
望採納

『伍』 民國時期的宋教仁到底是誰刺殺的

這位先生的死，可謂是將民主進程又推後了很多年。從小經歷私塾教育並且家庭條件優越的他，早早的就接觸了成熟思想。在同伴中也是第一位發起反清活動的人，並且一直致力於在民主的道路上更加深刻努力。他的思想與能力，以及自身的號召力都非常高，有了他，我們的民主進程就會提前很久，對未來發展不可預估。

很多人認為其實幕後者就是袁大帥，沒辦法民主的最後受益者就是這位他了，他沒有對抗的人也沒有兵權紛爭。畢竟少了一位領頭者，對黨支持就少了很多。況且離奇的死亡與那位死在開庭前的兇手，難道都值得懷疑。

『陸』 為何傳統建築祈年殿和中山陵頂部是藍色

中山陵的藍色是因為孫中山提倡民主藍色象徵藍天，用青色的琉璃瓦有其一定的含意，青色象徵蒼天，青色琉璃瓦乃含天下為公之意。

1998年，在重慶直轄市成立周年之際，中國郵票總公司發行了一套兩枚特種郵票（1998-14 T），第一枚名為「重慶市人民大禮堂」。這座雄偉、庄嚴，極富民族風格的大禮堂，早已成為重慶市的標志性建築。國內外遊客來到山城，必定聞名前往，或下榻，或駐足觀賞，攝影留念。然而，這座大禮堂是何時、何人所建，又經歷了何種風波，卻是知者寥寥。

中蘇大樓何時何人所建？

為解放和建設祖國的大西南，中共中央於1949年成立西南局，由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分任第一、第二、第三書記；並決定賀龍任西南軍區司令員，鄧小平為政治委員，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解放大西南戰役發起後，劉鄧大軍和賀龍所部南北包抄、夾擊退守西南的國民黨90萬部隊，於1949年11月30日解放山城重慶。

1950年7月，西南軍政委員會正式成立，西南行政區的首府設在重慶。劉伯承任主席，賀龍、鄧小平、熊克武、龍雲、劉文輝、王維舟任副主席。其中，熊克武、龍雲和劉文輝均為著名國民黨起義將領。

從此，重慶就成為大西南的政治、文化中心。

然而，重慶的市政建設，卻令人大失所望——除去蔣介石下榻過的「雲岫樓」，馬歇爾居住過的「草亭」和宋子文、張群、楊森、范石曾等人的豪華別墅之外，並沒有一處像樣的供人民群眾集會、活動的公共場所。

這是由於西南軍閥連年混戰，魚肉鄉里，根本談不上為百姓謀福祉。民國時期的軍政大員們還有所謂「官不修衙」一說，因為花大錢剛修好「衙門」，不知哪一天就會「易幟」，被另一個軍閥佔領；而豪宅卻是自己的。

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後，把原國民黨的西南行政長官公署臨時作為辦公、開會的場所。長官公署的禮堂，雖然還有些民族建築的風格，但與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城市的建築比起來，顯得十分寒酸。軍政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曾在這座禮堂前拍了一張合影。1950年10月，劉伯承到南京軍事學院擔任院長兼政委後，在渝的副主席又在這座禮堂前拍了一張合影。從這兩張照片上，可見禮堂破敗之一斑。

1950年2月初，鄧小平在重慶主持中共西南局第一次全體會議，研究剿匪、改造起義部隊、解放西藏、恢復生產等大計。與會的大西南解放者們，從各地雲聚山城，瀏覽市容，紛紛議論：我們共產黨解放重慶之後，應該把它建設好。

賀龍於1950年3月從成都遷往重慶辦公。在二野召開的歡迎大會上，他表示：「我們解放了重慶這座雄偉的城市，還要把它建設成為一座現代化的城市。」他視察重慶之後，說，重慶有220萬人口，有那麼多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工廠和學校，沒有一座像樣的集會場所怎麼行？

於是，西南局的鄧小平、劉伯承、賀龍三位書記，同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熊克武、龍雲、劉文輝、王維舟議定，在重慶市修建供勞動人民集會、運動、娛樂的場所：西南軍政委員會大會堂、勞動人民文化宮、西南博物院、大田灣體育場和體育館、重慶市體委大樓……這些公共設施建成於1953年前後，被稱為重慶的「六大建築」。

在議論軍政委員會大會堂的設計構想時，鄧小平、劉伯承、賀龍都主張：要搞，就搞有氣派的，既能體現民族風格，又要具備現代化的標准，質量要好，不但具備集會的功能，還要具備展覽、接待的功能，幾十年後也不失其風采。用賀龍的話說，就是「不要學小腳女人」。

大會堂的地址，就選在軍政委員會會址對面的馬鞍山上。賀龍提出，外觀設計，要將北京天壇、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的特點「三合一」，要成為遠東第一。鄧小平和劉伯承都同意這個設想。據《賀龍年譜》（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下同）記載：「1951年4月，（賀龍）與劉伯承、鄧小平共同決定修建一座能容納數千人集會的大禮堂和附設一個招待所。」他們又徵求了西南局和軍政委員會主要負責同志的意見，獲得一致贊成。

設計和施工的任務，就交給西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孫志遠、財政部部長陳希雲、工業部副部長萬里（後任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段雲和西南軍政委員會工程處處長張一粟等同志來抓。他們組織建築工程師們設計了5個大會堂的候選方案和沙盤模型，於1951年7月上旬完成，廣泛徵求意見。

西南黨政軍各界人士和雲南、貴州、四川、西康的領導赴渝開會時，都觀看了模型；國民黨起義將領盧漢、裴昌會、鄧錫侯、潘文華等，也來渝看過模型。最後，選中了由張家德設計的方案。

張家德是工程處的工程師，因為耳背，大家便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張聾子」。他設計的大禮堂屋頂為半球形，直徑為46米，是鋼網殼式屋架，重280噸，由36片經桿、19根線桿和75000多枚鉚釘連接組成，底部支座還設有能適應熱脹冷縮的自然滑動的軸承裝置。這是中國首次運用的先進工程結構。其外觀設計，比鄧小平、劉伯承、賀龍設想的還要氣派。張家德綜合了明清兩代建築的特點，參照廣州中山堂的風格，設計了禮堂的主體；將天壇祈年殿和天安門城樓的風格綜合在一起，再配以柱廊式的左右兩翼，均以塔樓貫穿始終；內部結構為全鋼架屋頂，外部仿南京中山陵的藍色琉璃瓦（改為藍綠色）作屋頂，朱紅柱廊，白色欄桿，瑰麗而又莊重；在禮堂前的廣場上，還設計了金水橋和華表。整個建築，雄偉氣派，獨具一格。

張家德等工程師們，為了充分體現傳統的民族建築風格，曾分頭到重慶的舊書店裡淘寶。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果然淘到了一些清代建築的線裝書。經過一年多的設計，工程於1952年正式立項，冠名「西南軍政委員會大會堂」。在西南軍政委員會改稱行政委員會後，大會堂亦隨之改稱「西南行政委員會大會堂」。

1953年，我國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即將開始，蘇聯將派出專家援助中國進行經濟建設。在西南，為了修築成渝鐵路，從1951年開始，就通過鐵道部聘請了一批蘇聯專家。為了宣傳、展覽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需要有一個像樣的場所。經西南中蘇友好協會提議，又將這座正在施工的大會堂命名為中蘇大樓。

經過西南建設者們夜以繼日的辛勤勞動，僅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1953年底，中蘇大樓就竣工了，比原來預計的竣工日期1954年10月，提前了10個月！據《賀龍年譜》記載：「1954年1月，大禮堂竣工。賀龍為禮堂題寫了『西南行政委員會大禮堂』作為正式定名。沒有剪綵儀式，免費對社會開放3天，請群眾參觀。禮堂內大廳四樓一底，大型舞台一座，共設4000個坐席。」

一場不小的風波

大禮堂拔地而起，極為雄偉、壯觀，引起很大轟動。凡前來參觀的人，無不交口稱贊。到西南支援經濟建設的蘇聯等國的專家們參觀之後，都聳聳肩，伸出大拇指，感慨地說：中國人自己在50年代就設計出這樣的大樓，了不起！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好友、一位著名建築師來渝參觀時說，50年代中國就設計出了這樣的建築，鋼架結構合理，有獨到之處，簡直就是一件藝術品！有位印度人聞訊，專程來渝給大禮堂拍攝了電影片，向印度總理尼赫魯匯報。尼赫魯極為贊賞，通過外交部向中國要一套圖紙，說印度也要照樣建一座。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給重慶寫信，說明尼赫魯的願望。重慶市政府請示賀龍同意後，把圖紙寄到外交部，轉給了印度駐華使館。但後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尼赫魯的願望並沒有實現。

1954年，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第一次派出訪華代表團來西南訪問，全團有百餘人。重慶當年還沒有接待高規格外國代表團的「五星級」賓館，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就安排朝鮮代表團在「大禮堂」下榻。這是「大禮堂」第一次接待外國貴賓。

誰知，此後來重慶的外國代表團，都指名要住「大禮堂」，並把這作為一種榮譽。從此，「西南行政委員會大禮堂」就被譽為東南亞第一建築，蜚聲中外。

1987年，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出版了一部《建築史》，其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42項建築列入了世界建築史，張家德設計的這座「大禮堂」名列第二。

以後，「西南行政委員會大禮堂」又改稱「重慶賓館」，今又更名「重慶人民大禮堂」，成為重慶市的一大著名景觀。

『柒』 段祺瑞在民國歷史上有什麼樣的評價

作為當時的風雲人物，段祺瑞的功勞的確有不少，例如對德宣戰、拒絕附日等等，而要說他最大的歷史貢獻，恐怕當屬三造共和和收復外蒙了。

2、三一八慘案。民國十五年（1926年），趁著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奉系軍閥作戰，日本軍艦駛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國民軍則堅決還擊，再被驅逐之後，日本又聯合英美等八國向段日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國防設施。3月18日，在李大釗等人的主持下，北京五千多名群眾集會抗議，要求段祺瑞拒絕八國通牒。段祺瑞政府因擔心局勢失控，命令預伏軍警以武力驅散遊行隊伍，結果造成當場死亡47人，傷200多人的慘劇。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生劉和珍，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後來軍警在清理現場時，竟然將死者財物盡行掠去，甚至連衣服也全部剝光。

從此後的事態發展來看，雖然西原借款有忽悠日本之嫌，「三一八慘案」之後段祺瑞也長跪謝罪，但從實際影響來看，這兩點都是段祺瑞抹不掉的污點。

作為一個身居高位者，能夠在那個時代贏得「六不總理」的美名（不貪污肥己，不賣官鬻爵，不抽大煙，不酗酒，不嫖娼，不賭錢），證明段祺瑞在個人品德層面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正如前文所說，他的所作所為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個人能力和當時環境的影響，一生可以說「有功有過」。

『捌』 「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國人的」此語出自何處

這句話出自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從來不怕從最壞最心存惡意的方面去推測中國人。魯迅用異常冷靜的語調、異常細致的手法，客觀再現了劉和珍等三人遇害的過程，文字簡省，利落，語氣篤定，畫面感強，像是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和圖畫，成為三一八慘案的有力見證。

(8)民國時期群眾集會微笑圖片高清擴展閱讀

創作背景：3月18日，北京人民為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犯我國主權，在天安門前集會抗議，會後到執政府前請願。段祺端竟命令衛兵向請願群眾開槍，並用大刀鐵棍追打砍殺，打死打傷二百餘人，製造了屠殺愛國人民的「三一八」慘案。劉和珍等愛國青年都是在當時遇害的。

當時的反動文人卻在一些刊物上發表文章，對愛國的熱血青年進行中傷、誣蔑，致使魯迅悲憤之極，他在《無花的薔薇之二》中寫道：「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以往的史實教過我們，將來的事情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言，決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同時，又寫了《記念劉和珍君》等文章，痛斥反動政府的兇殘行徑，揭露反動文人的丑惡嘴臉，深刻指出了烈士死難意義，總結了這次慘案的經驗教訓。

『玖』 舉辦大型集會焰火晚會燈會等群眾性活動具有火災危險的主辦單位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對大型群眾性活動的消防安全作了具體要求，該法第13條規定，舉辦大型集會、焰火晚會、燈會等群眾性活動，具有火災危險的，主辦單位應當制定滅火和應急疏散預案，落實消防安全措施，。並向公安消防機構申報，經公安消防機構對活動現場進行消防安全檢查合格後，方可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