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禽館石刻高清圖片

A. 引首章刻什麼內容

引首章按內容可分為如下幾種：

（1） 齋號章，世傳齋號章始於唐相李泌端居室玉印。宋、元以後，此風漸盛，書家幾乎人人有齋號章，有如篆刻小站齋號章，文寶齋。

明書法家文徵明雲：「我之書屋多起造於印上。」齋號通常稱齋、堂、室、樓、閣、館、軒、庵等，如惟清齋、雪溪堂、磨劍室、笑隱樓、松風閣、來禽館、賞雨軒、樂天庵等。

（2） 雅趣章 即古之吉語章、詞句章，多有寓意，富有雅趣，或輯錄具有哲理、發人深思的成語警句，或記錄自己的情趣和心聲。

雅趣章內容廣泛，有勉人學習的，如「琢」、「師法」、「書痴」、「精於勤」、「藝無涯」、「師古不泥」、「廣采博取」、「觀書為樂」、「人好學則明」、「長期積累偶然得之」等。

有表露情懷的，如「恃德」、「明志」、「清趣」、「樂而康」、「苦中樂」、「惜分陰」、「孺子牛」、「玉潔冰清」、「淡然天趣」、「老驥伏櫪」等；有表達筆墨情趣的，如「潑墨」、「筆耕」、「香田」、「神趣」、「藏拙」、「癖於斯」、「心慕手追」、「業在硯田」等。

有祝願吉祥的，如「如願」、「長樂」、「美不老」、「吉日良辰」、「人壽年豐」、「書翰長壽」、「天長地久」等。

（3） 年號章 用於記載書法作品的年代，如甲子、乙丑、丙寅或一九八九年、一九九0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等。

（4） 月號章 用於記載書法作品的月令，如上春、如月、蠶月等，具體可以看看：篆刻邊款月份別稱，邊款中常見的農歷十二個月份，這篇對月份稱謂可謂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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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雕刻文字，最古老的有殷的甲骨文，周的鍾鼎文，秦的刻石等，凡在金銅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通稱「金石」。璽印即包括在「金石」里。璽印的起源或說商代，或說殷代，至今尚無定論。根據遺物和歷史記載，至少在春秋戰國時已出現，戰國時代已普遍使用。

起初只是作為商業上交流貨物時的憑證。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印章范圍擴大為證明當權者權益的法物，為當權者掌握，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

戰國時期，主張合縱的名相蘇秦佩戴過六國相印。近幾年來，出土的文物又把印章的歷史向前推進了數百年。也就是說，印章在周朝時就有了。

傳世的古代璽印，多數出於古城廢墟、河流和古墓中。有的是戰爭中戰敗者流亡時所遺棄，也有在戰爭中殉職者遺棄在戰場上的，而當時的慣例，凡在戰場上虜獲的印章必須上交，而官吏遷職、死後也須脫解印綬上交。

其它有不少如官職連姓名的，以及吉語印、肖形印等一般是殉葬之物，而不是實品。其它在戰國時代的陶器和標准量器上，以及有些諸侯國的金幣上，都用印章蓋上名稱和記錄上製造工匠的名姓或圖記性質的符號，也被流傳下來。

B. 張伯英藝術館的張伯英生平

張伯英，原名張啟讓，字勺圃，號雲龍山人，晚號東涯老人，室名遠山樓，小來禽館。書法家、金石鑒賞家、詩人、學者.出身於徐州望族，祖籍浙江紹興，明代遷居徐州東南張集,出生於徐州三堡榆庄，兄弟四人(分別是張伯英、張仲警、張叔庚、張季遵。),江蘇省銅山縣人。光緒時進士。少負異才.
先祖張膽(字伯量)為崇禎六年(1633年)的武舉人。史可法鎮守淮陽，授張膽為歸德府(商丘)城守參軍。清代康熙年間，張膽累官至督標總兵、副將。1654年張膽解甲歸田，曾捐資26000兩白銀修造了徐州荊山橋。張膽的胞侄張竹坡乃評點《金瓶梅》的小說評論家。張氏詩書繼世，斯文一脈相承。
更承其祖張達，其父張仁廣(字溥原)，納貲為通判，居河南達30年。仁廣善詞章，尤喜書法，手不釋管。伯英幼承庭訓，弱冠時詩文、書法已嶄露頭角，伯英與其叔張從仁(字雲生)年齡相若，幼年時一同就讀於蕭縣李輔中家之私塾，受業於徐葵南先生，與其子徐樹錚(字又錚)為同窗好友。塾師張永傳教導，又跟隨其外叔祖陳遜齊研習書畫，後師從徐南葵，桂中行，馮煦等。
1887年，金壇馮煦(清丙戌探花，翰林院編修)，應徐州知府桂履真(字中行)之聘，任徐州雲龍書院山長。伯英時年17歲，遂為馮煦入室弟子，受益匪淺，被譽為後起之秀。
1902年清廷補行「庚子辛丑恩科」考試，張伯英與張雲生赴金陵應試，叔侄同科中舉，傳為佳話。是年，張氏叔侄為維持家計，開館授徒，桂中行知府召伯英來彭城，假館舍(徐州府學)，常於槐下讀書。
1911年，張伯英設館於南京下關鐵路局，與徐樹錚同寓，伯英曾南遊廣州，復返南京，設館數年而北上。
1914年，段祺瑞任陸軍部長，徐樹錚為陸軍部次長，遂聘張伯英為秘書。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段祺瑞為北洋政府臨時執政，張伯英任副秘書長。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張伯英目睹官場的腐敗黑暗，毅然引退，從此再不涉足政壇。而開始了鬻字治印的書畫金石生涯。以藝術勞動謀求衣食。1949年，在貧病中逝於北京「小來禽館」中。
張伯英定居北京神武門煙袋斜街北官坊口，書齋號為「小來禽館。」明代著名書法家邢侗，精於識帖，輯有《來禽館帖》10卷。伯英曾得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來禽」等語，又追慕邢侗，故稱小來禽館。
日軍佔領北京後，張伯英隱居不出，保持了民族氣節，日本人曾以10萬銀元購買《十七帖》，張伯英視若糞土，堅決拒絕。張伯英晚年貧病交加，生活清苦，猶醉心於書畫金石，節操高尚清雅。張伯英與海內名家康有為、梁啟超、於右任、張學良、林琴南、齊白石、容庚等交往密切，且以精於品鑒金石書畫聞名於京津。
蕭一山所著《清代通史》就是孫中山、蔡元培和張伯英題署書名的。張伯英以行楷最有成就，亦擅篆隸。楷書結構緊斂而不拘謹，字體規整端莊、方圓兼備，既寬博雄放又緊湊嚴密，內多勁力。行楷朴實秀逸，古拙自然。張伯英用筆萬毫齊力，圓滿峻發，點畫所到之處，極具朝揖相讓之法。筆筆中實，字字氣滿，凝重含蓄，不泥於古，不媚於今，富於創新精神。用筆能任情揮灑，意度自為高遠。張伯英極擅書寫碑誌，數百字大楷不用劃線，從頭到尾一氣呵成，而分行布白、范圍大小莫不恰到好處。
且張伯英能詩善文，風格清新俊逸。其詩七言居多，內容頗廣泛。晚年思念故鄉之情甚切，詩中多鄉愁離緒。代表作有五言詩《如漢雲九日登雲龍山韻》、七言詩《和漢雲山樓共話》、《又中秋》，詩中洋溢著真摯感情，一片至誠。
張伯英對故鄉的深切眷念之情，不僅傾注於詩文中，還表現在對鄉邑文獻的收集研究和整理刊布的工作中。徐州博物館藏閻爾梅的行書七絕條幅，即為張伯英收藏並由其後人捐獻的珍品。
伯英留心鄉邑文獻，搜集最勤苦。最為人所稱道者，乃是刊印《徐州續詩征》。早在清末，徐州知府桂中行曾編印《徐州詩征》。該書成書匆促，頗有遺珠之憾。張伯英於1929年暮春始編，至1935年夏末刊印發行。5年辛勞成疾，偃卧病榻經歲不起。
張伯英不僅是書法家，而且是博古通今的學者。他能詩擅文，其詩文清新俊逸，學養深湛，卷帙浩繁的《黑龍江志稿》即由伯英主編。1929年黑龍江省長萬福鱗聘請張伯英為修志局長，張伯英邀請張從仁、徐東僑、楊秉彝等銅山同鄉與黑省人士共襄是舉。越3年省志編成，自上古至清末莫不詳備，全書62卷，約140萬余字。
張伯英一生酷愛書法，早年從顏體入手，再學魏碑，卓然成家。明清以來徐州書法界人才輩出，形成彭城書派。彭城書派素來以北碑為宗，方勁古拙，蔚為風尚。張伯英秉承彭城書派傳統，又植根漢魂而化以蘇、黃，筆力凝重，楷書結構緊斂而不拘謹，字體規整端正而有灑脫之致，用筆方圓兼備，寬博雄放，緊湊嚴密。行書朴質秀逸，古拙自然，有奪人之效應。行草書亦能見其剛勁風骨。深厚功力出之於傳統，行之於獨創。遂以彭城書體名於當世，為彭城書派接武前賢之盟主。後又受康有為、包世臣等金石學派的影響，精習《張玄墓誌》等北碑，骨格自然超凡拔群，「筆陣曾教淮海驚」。
其又精於碑帖評鑒，曾仿《四庫提要》體例著有《法帖提要》七卷。其中列舉了自宋至清帖刻512 種，詳細分析論及了各家書法流派的優點與不足，為我國書法碑帖學界權威名著。自謂「平生無他技，惟承家訓，辨書帖真偽無所失。」性耿介，重操守，對弘揚祖國傳統文化貢獻頗多，為時人所敬重。
一時，從窮鄉僻壤到通都大邑，伯英書法矯然突出，引人注目，為世人稱贊。清末民初，張伯英與趙聲伯並稱南北二家，又與傅增湘、華世奎、鄭孝胥並稱書法四大家。至今，北京前門大柵欄「億兆棉織百貨店」、琉璃廠西大街「觀復齋」、東大街「墨緣閣」的牌匾，皆為伯英所書，依然高懸門前。
先生一生正直，頗有節行。他不屑於和封建軍閥同流合污，拋棄官位，賣字賣文為生。北平淪陷後，他隱居不出。並屢次致書當時任徐州偽市長的叔父張雲生莫做偽事。先生與清末遺老康有為、梁啟超、羅振玉、鄭孝胥等過從甚密，但卻力主共和，反對復辟。他晚年懷著改良主義的理想而不得伸展。此外，他還與於右任先生、張學良將軍及齊白石等私交深厚。張伯英尤為獎掖後學，書畫界人不少都曾受其教益。
張伯英歿後，齊白石曾有詩贊之雲：「寫作妙如神，前生有夙因，空悲先生去，來者復何人。」足見其書法造詣之深。影響及今，後學甚，啟功撰文回憶張伯英時寫到：「先生仙逝已50餘年，追憶教言，尤有理解未足處，其愚鈍可慚，而求教未足，仰叩未盡為可深惜也！」。可見，得其真髓且歸納、綜合、升華其特色者，代不乏人。開創了「彭城書派」。
張伯英書法藝術成就：
清代初年在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倡導和帶領下，考證經史的古文經學之風漸起，至乾隆、嘉慶年間，已蔚為大觀，金石碑版之學亦隨之興盛。清初的書壇，因康熙、乾隆二帝尤喜董玄宰、趙子昂書法，科舉非「館閣體」不取，上行下效，書風日漸趨於靡弱，自宋淳化以來八百餘年的帖學開始走向衰微。阮元順形應勢以《南北書派論》與《北碑南帖論》首倡碑學。繼阮元之後，包世臣撰《藝舟雙輯》，形成了徹底的以尊碑為標志的清代碑學綱領，為碑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到清光緒時，康有為在其《廣藝舟雙輯》中，提出了一套更加完整亦不無偏激的碑學理論。加之嘉慶以後大量出土的北魏碑刻的刺激，於是形成了浩盪的碑學洪流，書壇從此成為碑學的天下，延至整個民國時期，都籠罩在碑學的霧靄之中，不再有傑出的帖學書家出現。張伯英作為民國時期的重要書家自然會受到風靡的北碑之風的影響，但是他並沒有完全局限於碑學的形態之中，選取的是碑帖兼融之路。張伯英（1871年-1949年），江蘇銅山人，字勺圃，一字少溥，號雲龍山民、東涯老人。清光緒丁酉拔貢生，壬寅應天鄉試舉人。辛亥後，相繼任職於北洋政府陸軍部、國務院秘書廳等。去職後留居北京，以寫字賣文為生。曾總纂《黑龍江志稿》，編輯《徐州續詩征》，著有《法帖提要》、《閱帖雜詠》等書法著作。論及張伯英的書法，時下均將其列入純碑派一系，我認為這只是皮相之論。張伯英於帖學研究有素。早年習書便是從唐人顏真卿入手，後上起羲獻父子，下迄宋元明清，博覽群帖，融會貫通，兼寫北碑，碑帖交融。客觀而論，張伯英寫北碑採取的是以帖筆寫碑，將碑意融入其作品之中。他寫北碑摒棄了魏碑生硬的形骸，把北碑的形式咀嚼消化，從中抽取出真正的精髓內容，以這精髓內容為起點，去構築自己的形勢風格大廈。可以說，張伯英的「碑面」，是對清代碑學傳統作了內在的提取與對表面形式作了脫胎換骨以後的結果。這與以篆隸為素材的碑系書家吳昌碩不無相似之處，與生硬做作的張裕釗、李瑞清的北碑書法相較，顯然要勝出一籌。張伯英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刻意用毛筆去摹寫北碑方折斬截的外形，即是說他在體勢上並不是刻舟求劍，亦步亦趨，而是將北碑的那種樸拙雄強之氣有機地揉進其作品裡，這在張伯英晚年的行草書法作品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銳而不峭，厚而不滯，充分體現出張伯英對於北碑書法線條骨肉對比有著獨到的理解與極強的駕馭功底。張伯英碑意書風的成功塑造，再次彰顯出在上承清代碑派書法時，不應囿於狹窄的「方筆」審美定勢，只有把生硬的魏碑演繹出連貫的動態筆意來，方能更接近中國書法的傳統要義。我們梳理下有清一代碑系書家，就會發現他們都無不有著極為深厚的帖學功底，並用開放的態度以帖學之筆去化碑學之形，從而開拓出各自的碑派書法的新天地。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沈曾植、康有為莫不如此。
碑學之所以能在晚清風靡一時，一統天下，是有著極其深刻的歷史背景的。但碑學的興盛絕不意味著一時衰微的帖學已走向消亡。帖學作為中國書法藝術的一個體系，是一個永恆的存在，它並不會因某一個時代的衰微而喪失其自身的價值。同樣，碑學在經過了百年的時間淘汰之後，其自身也構成了傳統，由於取法者對碑學系統的立足點不同，這樣必然也會派生出造作與自然的對比類型。張伯英無疑是屬於後者。
張伯英的碑學其表帖學其里的成功，再一次詮釋了對待北碑書法，眼光的封閉與開放與否將是成敗得失的關鍵所在。若徒以毛筆追索石刻刀痕，局限於方筆的正宗魏碑，是很難大有作為的。晚清碑派末流書家的教訓也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納碑入帖」也許正是碑學一系書家的終南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