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致庸商道高清圖片

A. 電視劇《喬家大院》講述了什麼時代的故事

我知道《喬家大院》這部劇真實的是以喬家大院為背景，劇中講述的是一代傳奇晉商喬致庸棄文從商，懷抱以商救民、以商富國的夢想，經歷千難萬險終於實現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故事。清代豐年期間，山西祁縣大東家喬致廣因為生意失敗後病重最後身亡，失敗後欠下了很多債務，討債的人天天上門，家族中人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心思，總想著伺機瓜分家產。

胡玫表明，她拍這部電視劇不僅僅是為了講述一代晉商喬致庸的發展史，她還要讓人們明白晉商成功的根本在於儒商精神，而儒商精神根本在於"誠信"二字 。做人還是要以誠信為本。

B. 致敬喬致庸

義利見商道  絕處察人心  亂世窺天運

C. 喬家大院喬家富了幾代

「到喬致庸的生平就有了比較准確的記錄。」武殿學說，「他出生於1818年，去世於1907年，活了89歲。在整個喬家前幾代人中，喬致庸是最長壽的一個。」歷經兩代人經營，到喬致庸出生時，喬家家境已經比較富裕。喬致庸青年時代已經考中了秀才，《喬家大院》的作者兼編劇朱秀海說，他的生活本來應該與商道無關的。「當時喬家有三門。一門人丁不旺，二門已經出了5個舉人，家裡豎了5個石旗桿，生意則是喬致庸所在的三門主要在做，但三門卻沒出過一個舉人。喬致庸的大哥有個願望，就是希望喬致庸能給三門掙個舉人，豎個旗桿。如果將來能再中個進士，這輩子的任務就提前完成了。」

山西歷史上名人薈萃。武殿學說，光是祁縣，元以前正史里所出現過做官的人，初步統計有數十人之多，但元朝之後祁縣就沒出現過大官。這樣一個轉變，除祁縣不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明朝中期，為對付元朝的殘余勢力，朝廷在北方邊境建設了9個邊關重鎮，稱為九邊。大量軍隊駐扎物資消耗驚人，這給了山西人經商的大好機會。武殿學說，從明代山西人以經商為榮的風氣就開始形成。「以祁縣為例，它的氣候並不很好，每年的無霜期170多天，土地不是很肥沃，也沒什麼特產和礦產，經商稱為唯一的一條路。好在祁縣處於山西交通中樞，信息比較靈通，通商有便利條件。在50年代搞過一個調查，祁縣當時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經商史。當時祁縣人口在10萬多一點，按這個推算，當時祁縣就有兩萬多人在外經商。干買賣也分兩種，一種是自己做生意，一種是入股或者當僱工。道光年間北京城有300多家糧店，100多家都是祁縣人開的。晉商發展到最後，主要以府南縣為主，也就是太原府以南的榆次、太古、平遙、介休，當時傳統叫『祁、太、平』，也就是祁縣、太谷和平遙。」

祁縣喬家堡的喬致庸雖然生活在這個商業氣息濃厚的地方，卻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養大，極受大哥關愛。朱秀海說，由於大哥對他照顧有加卻沒有一般做父親的嚴厲，喬致庸的生活可以說過得很自在，「年輕時的喬致庸是個有錢又有閑的人，他對當官其實也沒什麼興趣。當時一個縣令年俸只有50兩銀子，加上養廉銀也只多了幾百兩。而那時候喬家最年輕的大掌櫃一年也有1000兩白銀的薪金，這還沒有算上4年一次的賬期分紅」。朱秀海說。然而沒想到咸豐初年，北方捻軍和南方太平軍起義，南北茶路斷絕，喬家當時在祁縣的大德興絲茶莊主營生意就是絲茶。「當時天下的生意主要就是6種:糧、油、絲、茶、鹽、鐵。鹽、鐵從來都是朝廷控制，喬家基本沒有涉足。糧油生意主要是喬家在包頭的復字型大小做。我在電視劇里描寫爭奪高粱霸盤，正是基於這樣一個背景:糧油這樣的大生意都沒有了，於是連高粱這樣的小生意都要爭奪了。」

做糧油生意的當時主要是平遙和晉南的商人。喬家雖然主營絲茶，但在當時山西商人中也並非最大。喬致庸的大哥因戰亂對生意的重大打擊而一病不起，本來將以一介儒生終了的喬致庸於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從咸豐初年到光緒末年，喬致庸的人生經歷了整個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後，他卻在社會動盪、兵荒馬亂的清朝晚期把喬家的生意推到了頂峰，尤其是喬家的票號生意。」朱秀海說，「喬致庸當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絲路。」

當時祁縣魯村茶葉市場在山西規模很大，正是南方運抵茶葉的主要交易中轉市場。其後傳統的茶路將分為兩路:一是經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圖;二是通過張家口前往東北。漫長的茶路，從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干係著無數茶工、船工、駝隊和山西商人的生計。朱秀海說，喬家單是絲茶生意，直接間接就關繫到上萬人的生計。而絲綢通道則是將湖州的絲運往山西潞州製成潞綢。商旅路途的艱苦和危險開始讓喬致庸逐漸意識到票號的重要作用。

「當時喬家還沒有涉及票號生意。那時已經有了平遙的日昌升票號，現在找到的最早證據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賬的記錄，當時是5年一次。不過公認在日昌升之前，平遙就已經有了商號經營匯兌。作為一個新興行業，票號是平遙人而不是祁縣人開創的。」朱秀海說，當時票號很少，全國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個分號，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響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還必須帶著銀子做生意。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後，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匯通天下，「這個想法多麼先進，他的理想有多大！這不就類似今天的銀聯嗎？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這樣完善的想法和廣大的氣魄了。不但如此，喬致庸雖然力圖將票號發展到全國，卻並沒有壟斷票號生意的意願。他的想法，其艱難和風險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讓票號把20兩銀子匯到南方，這在當時連路費都不夠。想想看，如果你喬家在新疆要是有票號，讓你匯一兩銀子去你也必須做到，這個成本和風險何其驚人！但喬致庸就是那樣的理想主義」。

喬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號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當時商路上土匪和亂軍縱橫，商人攜帶大量銀兩非常危險不便。而票號兌換的匯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沒有密記也不可能在票號中兌換到銀子。令人驚訝的是，後人考證，整個山西票號史上，至今一例有據可查的誤兌錯兌都沒有過。喬致庸利用喬家的資本一氣開了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大德通正是電視劇里的大德興改過來的。成立於咸豐年間的大德興最初主要經營茶葉，同時也搞匯兌。喬致庸後來發現票號是更新的產業，於是改成匯兌為主，茶葉為輔。」武殿學說，「光緒十年，喬致庸把大德興改為大德通，同年專門成立了大德豐票號，專營匯兌。在喬致庸經營下，後來大德通和大德豐都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大票號。」武殿學用這樣幾個數據顯示了喬致庸經營票號的發展速度，「光緒十年大德豐成立時的資本是6萬兩，沒幾年就變成12萬兩，到光緒十幾年的時候資本已經增加到35萬兩了」。

原因其實很簡單。喬致庸把每年利潤部分繼續投入作為資本，行話稱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會在每一個賬期分利，每個賬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武殿學說，喬致庸幾乎所有紅利都投入到資本中，他的資本在當時的票號里也可以說首屈一指。「當時有人估計喬家的資本有四五百萬兩白銀。建國後的研究估計，喬家的流動資金約在800萬到1000萬兩，這還不包括票號和房地產。」武殿學也承認，這個數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沒有明確記錄，主要根據喬家當時有多少鋪面字型大小來推算，准不準也很難說。但在當時山西，喬致庸作為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為明代開始發跡的山西商人群體中處於上升期的新興力量。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武殿學和朱秀海都認為，除天賦，喬致庸在經營時把儒家的寬厚和仁義精神帶進商業。現在能看得到的最確鑿證據是喬致庸去世後立的墓表。武殿學說，喬致庸的墓還在喬家堡村子裡，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誌銘是埋在墓里的，喬致庸的墓誌銘至今沒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喬致庸的孫女婿、民國時的文化名人常贊春寫的。他記述喬致庸幼年的家庭狀況，以及他本來想通過科舉考試光耀門庭，卻被迫接手家業，並以儒學為經商指導大獲成功。而作為商人的喬致庸手頭仍然常備有四書五經和史記等書籍，對於社會上的災禍，他都會挺身而出賑災。朱秀海說：「『民為貴，君為輕。』喬致庸內心就是這樣一個民本主義的思想。」

朱秀海認為，這個精神可以延續到喬家祖上。喬貴發是個草根階層，30歲都娶不上媳婦。但他最終娶了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可謂情深義重。「你到山西喬家看看，他們家有個報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個泥塑旁邊是個要飯的籃子和一根打狗棍。他們並不隱瞞自己祖上貧窮的歷史，反而要家族記住這些貧困史。不只是喬致庸，包括到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這一代，每到過年時候，他們都要用車拉著米面，給那些貧窮的家庭資助，幫助渡過年關。他們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記自己貧窮的出身。喬家家教有多嚴格可以舉個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戲台，但喬家沒有，怕的是後人玩物喪志。喬家還有一個規矩，家裡不用年輕的丫環而用中年婦女，為的是避免年輕的男主人出現不雅的事情。」

喬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資本實現自己票號匯通天下的理想，在於他從一開始就把喬家在包頭的復字型大小生意發揚光大，復字型大小也成為喬致庸發家的起點。武殿學說，在喬致庸做東家時，復字型大小已經是包頭第一大商號，幾乎壟斷了整個包頭市場。「有句話說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當時經過兩代經營，喬家在包頭有11處生意，關內還有好幾家鋪子，總數有17家。光復字型大小有3個大號，十幾個商鋪，幾百名伙計。」朱秀海說。包頭當時是新開發地區，是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馬，很多東西都很缺乏。喬致庸利用包頭為基地，將商業觸角發展到蒙古地區，直到後來到北京和天津。喬致庸還很審時度勢。當時左宗棠西征，喬家出了好幾百萬兩銀子，但也有一定條件，就是大軍到達新疆後，喬家可以派一個票號跟隨經營後勤，為軍隊籌辦糧草，負責匯兌朝廷的軍餉。

武殿學提到喬致庸在經營中對人脈的精明投資。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後逃到山西。8月，喬家大德通掌櫃高鈺接到一封密信，寫信人是跟隨慈禧、光緒西行的內閣學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寫道:「鑾輿定於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擬到時趨叩不盡。」接到信後，高鈺立即把喬家大德通大加裝飾一番，作為慈禧、光緒的臨時行宮。「慈禧太後逃到山西後缺錢，山西官員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號商量『借錢』，要大家體諒朝廷苦衷，大家誰都不敢答應。當時喬家大德豐票號的一個跑街的(業務員)賈繼英卻當場答應，同意借給朝廷銀10萬兩。」武殿學說，「他雖然是個跑街的，但自作主張的權力很大。當時太後很高興。賈繼英會去跟大掌櫃閻維藩說，這個人物在電視劇里也有。閻維藩問你為什麼答應？賈繼英說，國家要是滅亡了我們也會滅亡，要是國家還在，錢還能要回來。閻大掌櫃就誇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千年也出不了個賈繼英』。」而「慈禧太後此後給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筆是由各省督府解繳中央的款項，全部由山西票號來經營;另一筆是將庚子賠款連本帶息，約10億兩白銀交由山西票號來經營」。

1906年喬致庸去世前，喬家的生意進入最輝煌期。武殿學說，可能常人看來非常奇怪，因為當時正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山西票號的生意卻獲利甚豐。那是因為朝廷和西太後解除了山西票號的禁令，過去絕對不允許票號進行公款匯兌，但戰亂讓南方給朝廷的公款無法到達，只好對民間票號解禁令。但是國家的危機一過，朝廷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後，國家再次放開民間公款匯兌，所有山西票號都大獲全勝。「當時喬家大德通票號在光緒十年(1884)每股分紅是850兩，光緒十四年(1888)增長到3040兩，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紅高達17000兩！據當時的戶部檔案記載，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戶部有三分之一的銀兩存在各家山西票號中。這些都證明1900年以後山西票號的飛速發展，喬致庸的經營達到了頂峰，而這也是山西票號崩潰的開始。辛亥革命一開始，山西大部分票號迅速崩潰。只有祁縣的大德通、大德豐，瞿家的三晉源(電視劇里水家的)、大盛川這4家是經營最久的票號，其中喬家的大德通、大德豐直到1951年才關門(大德通總號原來在山西祁縣，1940年遷到北京，改為銀號。最後在1951年結束其歷史，成了最後一個山西票號)。

武殿學說，除振興包頭復字型大小、把票號做到匯通天下，喬致庸人生最後一件大事，就是為後人留下了這棟喬家大院。喬致庸在世時候喬家從沒有分過家，而且家庭統一管理，每人每年開支多少都有明確規定。朱秀海說，喬家大院最早只有喬貴發建的一個筒樓，後來喬致庸的父親在邊上修建了一個院子，喬致庸本人是沒興趣興建家宅的。「他信奉當年山西一個商人計然的學說，計然說，貨幣的流通應該像流水一樣，流得越快越廣才能給更多的人包括自己帶來利益。喬致庸一生都將利潤投入到生意中，沒有興趣置宅買地。但是後來從他手裡接手家族生意的孫子喬映霞是個很現代的人，他當時比較反對他爺爺的觀點，說你看你忙了一輩子，可是你什麼都留不下來。」

「說這話的時候正是中國面臨崩潰，向國外賠款4.5億兩白銀的時節。」朱秀海說，「而當時喬家最大的生意就是朝廷的稅務通過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恆進行匯兌。第二個生意便是當年英國人把持了中國天津的海關，在直接提走賠款後，其餘的稅由喬家這樣的銀號代收。1904、1905年的賬期，喬家一股的紅利就有17000兩白銀，而原始的股份可能只有100兩銀子。電視劇里喬家大小都歡天喜地等著老東家分銀子，老東家喬致庸卻非常悲憤，他說，我難道不知道你們做的是什麼生意？你們做的就是幫助外國人拿走中國人銀子的生意。我要那麼多銀子干什麼？我賺的錢越多，就意味著中國有更多的銀子被外國人拿走。」

國家都要滅亡，自己生意的前景喬致庸自然心知肚明。那時大家族人口也多起來了，喬致庸終於在人生的晚年開始翻蓋老宅。喬家大院是在喬致庸手上開始成為一個封閉的大院，具體事務則是交給孫子喬映霞完成。喬家的院子在山西晉商的宅院中並不是最大，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晉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因為它從來沒有拆過，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武殿學說:「一進門右邊的第一個院子。我們叫東北院，他們家叫老院，這個院子乾隆朝就有了。後來他父親又修了一個，他後來自己修了兩個。喬致庸生活的時代社會動盪不寧，捻軍義和團爆發後，他覺得靠不上官府，於是把四個院子——這四個院子正好在城裡一個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買下，做成一個封閉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後來喬致庸買這個街口的證據被找到，在喬家堡村裡的關公廟內後來找到了這個碑，記載著喬致庸用450兩白銀購買這些地面產權的事情。」朱秀海說，後來他參與幫助山西商人將英國人手中的陽泉煤礦贖回。由於用去大筆銀兩，喬家大院有一個角未能建成，成為所謂的「花園」。

朱秀海說，喬家大院最終能夠保留下，也和喬致庸的仁厚有直接關系。當時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山西總督毓賢在山西地界殺洋人。從太原逃出7個義大利修女，逃到祁縣被喬致庸保護下來，藏到自家銀庫里，最後用運柴草的大車拉到河北得救。後來義大利政府給了喬家一個義大利國旗以表彰，這個國旗竟然在後來日本侵華到山西時候派上用場。喬家把義大利國旗掛在門口，日本人看到這是盟友的，就沒有破壞喬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戶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壞。但是喬家後來覺得這里還是不安全，最後都離開了喬家大院。20世紀40年代初喬家還曾經回來過一陣，但最終還是離開了，這一去就再沒有回來。朱秀海說，喬家大院在解放後成為祁縣政府的辦公地，後來先後做過人民醫院和糧食倉庫，最後由於是晉中地委黨校，在喬家老家人的保護下安然渡過「文革」。「喬家大院能夠完整保存到今天，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情。」

1907年，89歲的喬致庸去世。從一介儒生到晉商翹楚，一生歷經嘉靖、道光、咸豐、同治、光緒5個朝代，喬致庸的人生濃縮著山西商人的傳奇。-

D. 「無商不尖」和「無商不奸」這兩個詞之間有什麼區別

在現在的中國，一提起商人，人們常見的評價就是「無商不奸」和「無奸不商」，似乎商人沒有不奸詐的，不奸詐的就做不了商人。人們對商人的這種印象，並非自古就有，而是在當下，才得出的。

得出這種印象是因為在道德淪喪、人心不古、追名逐利成為人生主要追求的社會大背景下，很多商家也為暴利所驅使，不僅市場上充斥著各種假冒偽劣產品，而且他們還想盡辦法鑽法律的空子，偷稅漏稅。屢次被黑心商家所害的民眾對此十分痛恨，其後大概是在御用文人的刻意誤導下，接受了「無商不奸」和「無奸不商」的說辭，而不再知曉古代「無商不尖」和「無尖不商」的真實含義。久而久之，甚至以為商人自古如此。

然而，事實上，古代的「無商不尖」和「無尖不商」中的「尖」與「奸」雖然是同音字，但意思完全不同。古人賣糧食，是用斗和升的容器來稱量的，斗是圓錐形的容器，升是圓柱形的容器，故有「升斗小民」之說。

白圭向農民提供優良的穀物種子，既幫助農民提高了產量，也讓自己獲得了利潤，並贏得了人心。圖為清焦秉貞《耕織圖》冊局部。

清朝晚期的晉商名揚天下，其中尤以喬致庸最為有名。喬致庸生於清朝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卒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幼年喜好讀書，後中秀才，曾雄心勃勃要走舉人、進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難違，因長兄、父親相繼去世，他只好棄儒從商，走上了經商之路。

在雄才大略又多謀善斷的喬致庸的策劃下，喬氏商業遍及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業務繁榮，其最有名的當屬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恆票號。喬致庸也成為當時的商業巨賈。

喬致庸的成功在於他非常重視「德行」，其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在他平日的訓講中，喬志庸也多次強調「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的道理。即要以信譽贏得顧客，不能以權術欺人，更不能將「利」字放在首位，賺昧心錢。正是因為如此，才使喬氏票號能夠在社會動盪及信用風險極大的情勢之下贏得民眾及官府的信任。

身為巨富的喬致庸同樣也是位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商人。他不僅在災年出錢出力賑濟百姓，而且平時對於任何有求之人都是盡力幫助。據說喬家開糧發粥，粥還必須得濃。濃到什麼程度呢？濃到用毛巾裹起來，再打開時米不散；濃到放在碗里，插上筷子，筷子不倒。

此外，為了幫助鄉親們，喬家在農耕時節都要在門口拴上三頭牛，誰家耕地需要就牽去，傍晚送還即可。正因為喬家的善行，「文革」時期，老百姓都不捨得砸碎喬家大院一塊磚，因為誰都不想背負「忘恩負義」的惡名。這也是今天的我們還能看到完好的喬家大院的原因。

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曾拍了一部電視連續劇《商道》，劇中的主人公林尚沃在踏上經商之路時，前輩給其的諫言就是：「所謂的做生意，不是為了賺取金錢，而是賺取人心；並不是要獲得利潤，而是要獲得人心。賺取人心獲得人心，這就是做生意，到了那個時候，金錢自然隨之而來。」

若干年後，當在商海歷經沉浮而終於成為巨富時，林尚沃總結了自己經商的信念：「一個真正的生意人，不應該追求所謂的利，而是要追求所謂的義」；「視財物如水一樣的平等，做人如同秤一樣的公正剛直。」

的確，真正做到仁心並秉持「義大於利」的商人才可以走的長遠，而這樣的故事在幾千年的中華歷史中實在是舉不勝舉。

E. 有那些好看的創業電視劇

《大染坊》講述的是民族工業的奮斗史，在主題上更發人深省，它昭示了這樣一個不容辯駁的真理，即"國不富則民不強"。而劇中的語言幽默、簡潔，人物對話機智雋永，時而貼緊人物性格與情節線索，時而談古論今、旁徵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層出迭見，尤其陳壽亭語言犀利詼諧，言簡意賅，擅長比擬諷喻，對北方民間俗語和諺語的靈活運用，獨特的語言藝術魅力也是該劇的一大特色

F. 喬致庸做生意，在現代社會真的合適嗎

清朝晚期的時候，出現了兩個非常有名的商人，北方的喬致庸，南方的胡雪岩。小編前段時間說已經說過胡雪岩了，今天小編要給大家說的是晉商傳奇喬致庸。前幾年中央電視台曾經放映過一部叫《喬家大院》的電視連續劇，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其中的主人公就是山西喬家的第三代傳人被稱為——晉商嬌子的喬致庸。

地處黃河中游的山西，是咱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自古以來經濟文化發達，而在清朝時期，具體時間是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末，出現了以太谷、平遙等地方晉中商人為代表的山西商業票號。曾經以「富甲華夏」，「匯通天下」，被眾人所知曉，更是為近代商業和金融業的發展作出非常大的貢獻。而其中以喬家最為出名，被眾人所熟知，其中喬致庸的功勞是毋庸置疑的，而喬致庸的經商之道，也成為我們現代學習經商的重要東西，小編將他一生匯聚成四句話，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

第一句：對於對手，以德報怨，讓大家實現雙贏

在學生時代，小編一直認為商場就跟戰場一樣。在商場上，商人跟商人之間的關系往往都是敵對關系，每一個都希望將對方給置之死地而後快，然後一個人霸佔這個市場。這可以說是商場一個默認的哲學，很多人都在遵守這個規矩。就像是喬致庸的哥哥喬致光也是這樣做的，跟喬致庸齊名的胡雪岩也是這樣做的，所以他們都失敗了。而在喬家大院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喬致庸擔起了重振喬家的重任，在他的努力下，喬家大院才避免傾家盪產、家破人亡的結局。

到了喬致庸晚年的時候，喬家庫房的銀子多達兩千萬兩，相當於當時的清政府三年的收入，使得喬致庸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巨富。而喬致庸的的成功，真正的體現了「商道就是人道」的經商秘訣，也為現代的商人提供了很多啟示。經商不僅只有胡雪岩，還有喬致庸，還有更多的人，老祖宗五千年留下的智慧，有這么是小編幾句話能夠說的清的呢？

G. 德通票號的甬道上鑲嵌了枚銅錢，上面刻著哪四個字

原創 ·11/10 07:30 歷史解密坊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古人的智慧無窮無盡，人們總是在書本中看到這些哲理。但代表「財富滔天」的大德通票號的甬道上，卻鑲嵌了一枚銅錢，上面的四個字，也說出了一個深深的道理。您可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小編這就來為您揭秘。

古人還銅錢感悟出另一重更深刻的意思：「口字的方孔位於正中，方孔是空的，暗示人心本為空，人卻自己不斷將它填滿慾望，然後把它掏空，反反復復無休無止，身心皆累」。如此看來，古人的智慧真是無窮無盡。

到了明末清初，唯吾知足銅幣還有另一層象徵意義。因為當時「反清復明」的天地會勢力龐大，成員為了互通消息，都佩戴「唯吾知足」表示自己隱秘的身份，「唯吾知」成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暗號，而且錢幣在當時並不是什麼稀罕物，就算被外人發現，也很容易脫身。

H. 喬致庸與平遙古城的關系，喬致庸當過日升昌的大掌櫃么

從建築規模來看-

皇城相府：由於康熙皇帝兩次下榻於此，顧稱「皇城相府」。僅從名字上就可以判斷出，此處官邸必然霸氣。整個建築依山而築，城牆雄偉，並設有暗道和屯兵洞，儼然一座城池，已不是普通的民居官邸可以比擬。

平遙古城每一處景點出來，那濃濃的香草肉會就把你拉回到現實世界中來。這和周庄的豬蹄味，以及鼓浪嶼彌漫全島的烤魷魚和魚丸味，應該也算是一種味道標志吧

I. 山西喬家大院聞名於世，喬家是如何發家的

喬家的發家史絕對算上是一個傳說了，喬家大院是國家的五A級景區，可這喬家大院僅僅只是喬家在山西的大本營，由此可見喬家的資力雄厚。山西喬家，如見提起誰人不知誰人不曉，他是一個能夠在當時的古代將生意做遍全國的一個家族，這個家族的實力雄厚，各代家主也都是十分難得的聰明人物。說起喬家，那就要從喬家的第一代家主開始說起了。

之後，喬致庸找對了門路，開始經營票號，也就是現在所說的銀行，這在當時是一個十分先進的概念，也是一個風險極大的生意，但是喬致庸就是義無返顧的做起了這個生意，果然他們沒有壓錯寶，票號果然在當時和十分的吃相，之後喬家的生意幾乎做遍了全國。就這樣，聞名天下的大德豐銀號就出現了，喬家也正是憑借著這一個生意從而變得真正的富有，走上了巔峰時期。

J. 喬致庸的喬家發家史

喬致庸出生時，喬家家境已經比較富裕。喬致庸青年時代已經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來應該與商道無關的。然而沒想到咸豐初年，北方捻軍和南方太平軍起義，南北茶路斷絕，喬家當時在祁縣的大德興絲茶莊主營生意就是絲茶。

喬家雖然主營絲茶，但在當時山西商人中也並非最大。喬致庸的大哥因戰亂對生意的重大打擊而一病不起，本來將以一介儒生終了的喬致庸於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從咸豐初年到光緒末年，喬致庸的人生經歷了整個清朝晚期。

接手家族生意後，他卻在社會動盪、兵荒馬亂的清朝晚期把喬家的生意推到了頂峰，尤其是喬家的票號生意。喬致庸當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絲路。咸豐年間的大德興最初主要經營茶葉，同時也搞匯兌。

喬致庸後來發現票號是更新的產業，於是改成匯兌為主，茶葉為輔。光緒十年，喬致庸把大德興改為大德通，同年專門成立了大德豐票號，專營匯兌。在喬致庸經營下，後來大德通和大德豐都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大票號。

當時有人估計喬家的資本有四五百萬兩白銀。建國後的研究估計，喬家的流動資金約在800萬到1000萬兩，在當時山西，喬致庸作為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為明代開始發跡的山西商人群體中處於上升期的新興力量。

(10)喬致庸商道高清圖片擴展閱讀:

「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喬致庸以儒術指導商業經營，他執掌家業時，「在中堂」事業突飛猛進，家資千萬，喬致庸成為商場巨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善於用人，他培養出了中國第一任銀行行長。

他經常告誡兒孫，經商處世要以「信」為重，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喬致庸還把親擬的對聯讓人刻就，掛在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惜農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以此告誡子孫要注重節儉，不可貪圖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