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芒鋒芒畢露高清圖片

『壹』 鋒芒是什麼意思

鋒芒也作鋒鋩。刀 劍的尖端。常用來比喻斗爭的矛頭。也比喻顯露出來的銳氣和才幹：～所向。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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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芒[ fēng máng ]

也作鋒鋩。刀 劍的尖端。常用來比喻斗爭的矛頭。也比喻顯露出來的銳氣和才幹：～所向。初露～。

近義詞：矛頭

鋒芒，漢語詞彙。拼音：fēng máng釋義：1、刀劍等銳器的刃口和尖端。2、借指事物的尖端或突起部分。3、指書畫的筆鋒。4、.比喻銳利的氣勢。5、指氣勢銳利。6、比喻細微。7、.比喻言詞的尖利。

(1) [cutting edge;spearhead]∶刀劍的尖端或刃部，鋒芒所向

(2) [talent displayed]∶比喻才幹、銳氣，鋒芒畢露，鋒芒逼人

『貳』 帶芒字的四字成語有哪些

搜《芒的四字成語》在截圖找到的，還加了《冇》字將可能有問題的字詞隔開——

第1頁

光芒萬丈、如芒在背、鋒芒畢冇露、芒刺在背、心如芒刺、芒刺在躬、不露鋒芒、

芒寒色正、花須蝶芒、如芒刺背、負芒披葦、芒鞋竹笠、小試鋒芒、作作有芒、

初試鋒芒、鋒芒不露、芒芒苦海、剖毫析芒、析毫剖芒、昧昧芒芒、布衣芒屩、

騰焰飛芒、細入毫芒、背生芒刺、鋒芒所向、作作生芒、北芒壘壘、芒屩布衣、

初露鋒芒、鋒芒逼冇人

第2頁

芒然自失、芒鞋竹杖、口角鋒芒、背若芒刺

『叄』 華為手機nova，暢想和麥芒的區別適用人群

華為MATE、P、Nova、暢想、麥芒系列之間的區別

201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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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系列
Mate系列定位為"科技的極致主義」。 唯一真水桶旗艦，所有最新配置都要上，品控做到最強，並且細分層次最豐富(最新一代已經分出4個層次)。是目前華為最高工藝水準的體現機型。也是華為最貴的機型，Mate RS系列是華為目前唯一起售價達到一萬元以上的機型。從目標人群來看，Mate系列的目標人群偏向於商務人群。
P系列
P系列定位為「科技的時尚主義」。 是華為「上古4巨頭」(DYGP系列) 中唯一存活至今的系列。外觀時尚，是華為第一個使用極光色背板，第一個和萊卡合作攝像的機型。這倆元素也成為華為系列機型的招牌。一般會首發華為與萊卡最新的攝像調校，華為與索尼最新的攝像頭。在P20之前的前幾代P系列手機在設計上更偏向於女性用戶，而Mate20之前的幾代Mate系列更偏向於男性用戶。但是，隨著P20和Mate 20的相繼發布，原本P系列和Mate系列之間的明顯區分變得越來越模糊了。從P20和Mate 20開始，無論是P系列還是Mate系列，都變的更中性，受眾變得更廣泛。.
nova系列
nova系列定位為「青春的潮流主義」。所謂的青春潮流主義，就是面向年輕群體，外觀一般比較好看，但除了自拍以外的配置都明顯落後一代。包括SOC也一般採用落後同代Mate的晶元。也是華為系列目前唯一有多明星代言的手機(不算榮耀)。主要的競爭對手是OPPO和vivo。對於nova的目標群體而言，不太看重配置，更看重手機的外觀、代言人和廣告等。
暢享系列
對於暢享系列，華為沒有給過明顯的定位。從售價來看，暢享系列是用來覆蓋低端市場的。應該是華為最低端的機型，價位通常不超過1K，與麥芒一樣，正面背面都直接COPY華為自家機型，比如暢享9背面像素級COPY自家P20。通常是用來與電信合作充話費送暢享。
麥芒系列
是華為原來的部分老機型(C系列，G系列，Y系列)的整合體，商務實用風。定位比較模糊，可以勉強看做「MATE系列低配版」(國外市場貌似就是這么宣傳) ,外觀基本上是P系列和Mate系列的整合

『肆』 為什麼QQ群里的圖片只能單張放大看，不能連續翻看呢華為麥芒手機

我用的是華為麥芒這個問題曾經也糾結過我,,因為下了些書法圖片，想看細節的，放大到一定程度就彈回來了。方式如下：設置--輔助功能-找到放大手勢點擊開啟。開啟時有使用說明。高清的圖片能放大到只看一個字的筆畫。功能很強大。找到一張圖片4連擊，屏幕邊緣會變黃。在使用過程中放大的圖有時需要兩根手指拖，有時一指就可以了。退出嗎兩根手指作縮小手勢，縮小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

『伍』 請教大神，關於ISP參數調節的知識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從事改制。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發生了蘇軾烏台詩案。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台獄受審。御史台自漢代以來即別稱「烏台」，所以此案稱為「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是元豐二年發生的文字獄，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蘇軾的詩歌確實有些譏刺時政，包括變法過程中的問題。但此事純屬政治迫害。

烏台詩案始末介紹
烏台指的是御史台，漢代時御史台外柏樹很多山有很多烏鴉，所以人稱御史台為烏台，也戲指御史們都是烏鴉嘴。
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許下，蘇軾被抓進烏台，一關就是4個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寫的詩的由來和詞句中典故的出處。
由於宋朝有不殺士大夫的慣例，所以蘇軾免於一死，但被貶為黃州團練。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江蘇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盪，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於在譴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里行間的含義。比如御史台里的「新進」們。六月，監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蘇軾在諷刺他們，而他們反說蘇軾愚弄朝廷。偷梁換柱正是小人們的慣技。這里還有一點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斗爭激烈，兩派領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後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里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後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
朝廷的公報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當於現在的官方報紙，蘇軾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這次謝恩表，使那些「新進」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們惱羞成怒，必然對蘇軾進行報復，同時也是借新法謀私利、打擊異己的一個步驟。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里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漫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他舉的例子，「贏得」兩句及「豈是」兩句出自《山村五絕》；「東海」兩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讀書」兩句出自《戲子由》。但經斷章取義後，句句上綱上線。
馬上，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後腳殺到，他們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麼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最後，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這位李定正是當年因隱瞞父喪而被司馬光稱為「禽獸不如」的傢伙，蘇軾也譏他「不孝」。雖然群小都要蘇軾死，但神宗皇帝不願殺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蘇軾在進京途中關入監獄過夜。
此時，蘇軾的一個好友王詵，是他印了蘇軾的詩集，聽到這個消息，趕緊派人去給南部的蘇轍送信，蘇轍立刻派人去告訴蘇軾，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時出發，但蘇轍的人先到，蘇軾知道消息，立即請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職。
皇甫遵到時，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團，不知會有什麼事發生。蘇軾不敢出來，與通判商量，通判說躲避朝廷使者也無濟於事，最好還是依禮迎接他，應當以正式官階出現。於是蘇軾穿上官衣官靴，面見官差皇甫遵。
蘇軾首先說話：「臣知多方開罪朝廷，必屬死罪無疑。死不足惜，但請容臣歸與家人一別。」
皇甫遵淡然道：「並不如此嚴重。」命士兵打開公文一看，原來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蘇軾的太守官位傳喚進京而已，要蘇軾立即啟程。蘇軾歸看家人時，全家大哭。蘇軾笑著說了一個故事安慰他們：
「宋真宗時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間訪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薦楊朴出來。楊朴實在不願意，但是仍然在護衛之下啟程前往京師，晉見皇帝。皇帝問道：『我聽說你會作詩？』楊朴答道：『臣不會。』他想演示自己的才學，抵死不願作官。皇帝又問：『朋友們送你時，贈給你幾首詩沒有？』楊朴回答道：『沒有，只有拙荊作了一首。』皇帝又問：『是什麼詩，可以告訴我嗎？』於是楊朴把臨行時太太做的詩念出來：更休落魄貪酒杯，且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家人聽了故事，心裡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嚇得手足無措，個個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陳師錫設酒筵餞別。但老百姓都出來看太守啟程，縣志記載，老百姓都淚如雨下。蘇軾途經揚州江面和太湖時，都想跳水自殺。他不知道要判什麼罪，並且怕他的案子會牽連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會給弟弟招致麻煩。不然，後人就見不到赤壁懷古和赤壁賦了。家裡燒了他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縣，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們的行李，找蘇軾的詩，書信和別的文件。後來蘇軾發現自己的手稿殘存者不過三分之一。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台的監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
蘇軾先報上年齡，世系，籍貫，科舉考中的年月，再敘歷任的官職和有他推薦為官的人。他說，自為官始，他曾有兩次記過記錄。依次是任鳳祥通判時，因與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儀典，被罰紅銅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內，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報呈，也被罰紅銅八斤。「此外，別無不良記錄」。
最初，蘇軾承認，他游杭州附近村莊所作的《山村五絕》里「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的。除此之外，其餘文字均與時事無關。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審問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東海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亶定的調子，說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至於《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從四面八方抄獲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馬光。王安石罷相的次年（1077年），蘇軾寄贈司馬光一首《獨樂園》：「先生獨何事，四方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撫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實為司馬光重登相位大造輿論。御史台說這詩諷刺新法，蘇軾供認不諱：「此詩雲四海蒼生望司馬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諷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又言光卻喑啞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雖然「罪名成立」，但當時新法已廢，憑此罪名不能判重刑，於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詩。前者是與黃庭堅唱和的，後者寄贈好友王詵。
《和韻》詩雲：「嘉穀卧風雨，莨莠等我場。陣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蘇軾自己解釋說，前四句以譏今之小人輕君子，如莨莠之奪嘉穀也，後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言黃庭堅如「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取《詩》（詩經）雲：「憂心悄悄，慍於群小。」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蘇詩巧用「悄悄」、「慍」等詞，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釋，還沒多少人知其中奧妙。
《湯村》詩雲：「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留滯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蘇軾也供認自己確有對鹽官在湯村一帶開運鹽河的不滿，「農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不宜開河，「非農事而役農民」，「役人在泥中，辛苦無異鴨和豬」等等。*人指控之下，仗義執言也是罪行。
這些贈黃庭堅、王詵等人的詩文，一時成為轟動朝野的新聞，舒亶等人趁機落井下石，慫恿副相王圭（加「土」旁）檢舉蘇軾的《王復秀才所居雙（木會）》詩。詩雲：「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圭誣告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靜地回答：「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木會），何預朕事？」不久，獄吏問蘇軾詠（木會）一事，蘇軾巧妙答道：「王安石詩『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會心而笑，那些自稱擁護王安石變法的人，連王安石說國「蟠龍」也忘記了。
對蘇軾的指控，有的十分牽強，剛才的詠（木會）詩就是一例。還有《杞菊賦》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種籽，御史認為作者是在直接諷刺全境百姓的貧窮，尤其指朝廷對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識日」是諷刺科舉考生的淺陋無知，諷刺考生不通儒學，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經新義》里對經書的注釋。
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
在給王詵的詩里，有一行是坐聽「鞭笞環呻吟」，又說，「救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徵，給李常的詩里，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屍、女屍、嬰屍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里，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一杯。給曾鞏的詩里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上「札」下「蟲」）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給范鎮的詩里，他直言「小人」，給周（左「分」右包耳，bin）的詩里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前一首最後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聖，誰識鳥之雌雄」，等於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後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這些無疑會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們本就是來迫害蘇軾的，所以後者的獄中日子不會好過。
蘇軾寫《獄中寄子由》說「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無比凄慘。審訊者常對他通宵辱罵。巨大精神壓力下，蘇軾寫下了「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悲慘詩句。那次是兒子蘇邁要離開京城去別處借錢，把送飯的事交給朋友，但是忘了告訴朋友父子之間有約定：送飯只送蔬菜和肉食，若聽到壞消息，才送魚去。巧的是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魚。蘇軾大驚，就給弟弟寫了兩首訣別詩。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范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圭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同時，正直人士也仗義相救。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後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蘇軾未判重罪，這些幕前幕後相救的人功不可沒，否則，中國會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詞人、詩人、畫家、書法家於一身的藝術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瘋狂行動，他們准備把新法反對派一網打盡。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後國喪時不赦免涉案人員，舒亶更狠，他奏請將司馬光、范鎮、張方平、李常和蘇軾另外五個朋友一律處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北。第三個是子由，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系，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
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范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
詩案總算了結了。蘇軾出獄當天又寫了兩首詩，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檢查起來，他又犯了對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雞」指的是賈昌，賈昌年老時告訴人他在少年時曾因斗雞而獲得唐天子的寵愛，而任宮廷的弄臣和伶人，這一點可引申而指朝廷當政的小人是宮廷中的弄臣和優伶，又是誹謗！

烏台詩案前後蘇軾詩詞風格的變化
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台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閑，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台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
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給孔文仲的詩里，他流露出對聲勢煊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麋鹿性，諒非優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獄里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卻是《吳中田婦嘆》：「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明年飢」；他在歌詠「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民的食糧，農民吃的竹筍沒有鹹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征調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他輕狂：「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台詩案。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在幽林靜山之間，他豁然開朗：「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耐客思家」。他不再執著於「奮力有當時志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所以當蘇軾遨遊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願做一隻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於改革，為變法搖旗吶喊 。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 「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麼「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南一隻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當太後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於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遊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卧聽牆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朴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溢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拭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占蘇拭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斗樽前」鋒芒畢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佔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
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游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佔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大悲嘆，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苟，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為一：「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蘇軾詩詞前後期發生如此之大變化的原因
木齋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論述已經十分精闢，現直接引用過來：「詩案對詩人的思想和創作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有人說，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折點：蘇軾由當初的「奮厲有當世志」、「致君堯舜」，轉變為「聊從造物游」的藝術人生。案前，詩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後，他痛苦的心靈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歸宿，發現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說，黃州時期．「蘇東坡精神寄託的對象從名利事業而暫時轉移到東坡，轉移到大自然。這就是對統治集團的一種疏遠，這不能不無它的積極意義」。詩案對於蘇軾，渾如一場惡夢。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拭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認識社會，重新評價人生的意義。」
現從先生的角度，將這一問題作一個小小的展開。
首先，生活環境的改變是蘇軾作品發生變化的客觀原因。烏台詩案之後，蘇東坡謫居黃州，遠離官場。在黃州，他在給好友章淳的信中寫道：「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擾。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我們可以看到在表層意義上蘇軾是謫居黃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謫居與其他人又不一樣。他「寓僧舍」、「隨僧餐」、「惟佛經以遣日」。這說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漸趨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烏台詩案是蘇軾對儒家的仕宦思想產生深深的懷疑，在仕途失意之時，自然傾向於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國寺記》里寫道：「餘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現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面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謝。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裡核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歸誠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這說明，他的內心已經開始疏遠儒家思想，而日漸趨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蘇軾棄儒從道，但是實際上，儒學的觀念已經深深地紮根其內心之中了，而蘇軾又將佛道的出世與儒家傳統思想中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和於宋代「修己治人」統一起來，故其作品談禪說理、懷古感今，無所不包。在黃州時，蘇軾逍遙游世：「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時，他超然淡泊：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在儋州，寵辱不驚、履險如夷、臨危若素：「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捲起楊花似雪花。」
蘇軾一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宦海沉浮，兩遭流放。烏台詩案對於蘇軾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個低潮，但卻是其文學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這種仕途的不得意和現實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託於佛法禪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義上成就了東坡式「自在灑脫、空靈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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