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阿拉伯馬價格
全世界的馬匹如果仔細劃分，有300多個品種，馬匹價格差異非常大。
根據馬匹的用途，可將馬匹分為：騎乘馬（輕型馬）和挽馬（重型馬，俗稱拉車馬）。一般來說，騎乘馬的價格高於挽馬的價格
馬駒價格在2600--4000不等。
半成年馬騎乘馬價格4000--6000元不等
成年馬騎乘馬3-5歲馬價格6000--1.6萬不等。
寵物馬，矮馬價格2600--4000元之間
半血馬，混血馬，純血馬，要看馬談價。
育肥方式：購買年齡半歲左右的幼駒（德州馬 ）的價格約1200元，養殖育肥6個月左右出欄，售價約3000元；養殖成本平均2元／天，其中需精飼料2斤／天?頭，粗飼料7-8斤／天?頭，每頭馬的育肥成本共計360元左右，半年的養效益1000多元／頭。 新養馬戶需掌握的養殖技術 馬是特養業新發展的一個致富項目，根據它自身的飼養特點，即適應性強、食性廣、生長快、喜食草、抗病力強、成活率高、飼養容易、經濟效益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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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評價王安石先生在宋神宗時期實行的強制改革
一、王安石變法，史稱「熙寧變法」，在中國傳統的史學評論中是被基本否定的。
如南宋的呂中說，如果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得以「盡行」，則不會有「熙寧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銳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體得失之幾，於是乎決矣」（《宋大事記講義》卷一）。又說，熙寧時期「引用小人自安石始……蓋安石之法猶出於所學，章子厚（敦）之法將托安石以報私怨耳，至蔡京則又托紹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變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禍也」（同上書卷二十一）。又如明清之際的王夫之說：「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宋論》卷四）王夫之也談到熙寧變法與引用小人的問題，他說：「國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興，足以病國瘧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興，眾論不許，而主張之者，理不勝而求贏於勢，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群小乃起而應之……」（同上書卷六）「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禍，唯其雜引呂惠卿、鄧綰、章敦、曾布之群小，以授賊賢罔上之秘計於（蔡）京，則安石之所貽敗亡於宋者此爾。」（同上書卷八）按照傳統的評價，一是王安石變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問題，二是它引起激烈的「黨爭」，王安石「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群小乃起而應之」，乃至王安石的新黨「愈變愈下」，所以導致北宋的滅亡。
對王安石變法評價的轉機出現在近代，當時國人面對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急欲變法而「富國強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評價。對王安石評價最高者莫過於梁啟超的《王安石傳》，他說：「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王安石傳》，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
1949年之後，王安石變法也一直得到肯定的評價。如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以非常顯要的位置寫有 「王安石的新學、變法思想和唯物主義哲學」一章，此章之外的北宋思想，除把李覯作為「王安石的先驅」外，其餘都作了基本否定的評價。商鞅、王安石等在文革時期的「評法批儒」中曾成為中國歷史上「正確路線」的代表。而在改革開放以後，王安石變法仍在「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的背景下得到高度肯定（參見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我本來對於王安石變法夙無研究，但近幾年研究范仲淹的思想，寫成《范仲淹與宋學精神》（此文初稿於2003年，有三萬余字，最近發表在《中國儒學》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其中涉及熙寧變法的問題。此文第一部分講「范仲淹與慶歷新政」，第二部分講「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第三部分講 「范仲淹與儒學復興」。後一部分曾以《范仲淹與宋代儒學的復興》為題發表在《哲學研究》2003年第10期，前兩部分縮寫成《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兼論二程洛學與兩次「革新政令」的關系》，發表在《中州學刊》2004年第1期（後來又作有《「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補說》，發表在同刊2005年第1期）。我認為，宋學精神的真正開創者是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以及李覯等等是范仲淹門下的「賢士」，占據宋代哲學史或思想史主流位置的道學（或理學）是在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的正反兩方面作用下形成的。雖然道學也有歷史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可部分地歸於受熙寧變法的所激而致），但我對於道學持基本肯定的態度。
宋代儒學的復興本來是針對佛老的，但是熙寧變法之後，二程已把王安石新學當作超過佛老的「大患」（《程氏遺書》卷二上：「在今日，釋氏卻未消理會，大患者卻是介甫之學……如今日卻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可以說，道學的王霸、義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針對王安石新學的，道學與新學的對立以及南渡以後「道學集團」與「官僚集團」的對立（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627頁），是兩宋政治文化發展的一條主線。如果我們仍把占據宋代（以及元明清）思想主流的道學看作是「保守派」、代表「豪族地主集團」的利益、「思想史上的濁流」，那麼高度評價王安石新學，自然可以文通理順。然而，如果現在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已是對道學持基本肯定的態度（盡管它也有歷史的局限），那麼把王安石新學依然評價得如此之高，就會陷入思想史評價的扞格難通。當然，對於宋明理學的評價仍是可以討論的，但若棄置這種討論於不顧，只是單方面地高度評價王安石新學，則這種評價只是偏學而已。如果對新學和理學都予以高度評價，同等觀之，兩無軒輊，那麼這也只是迴避矛盾的苟全而已。
我在寫《「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補說》的過程中，想起一句流行甚廣的列寧對王安石的評價，即「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我特意對此作了考證，先是作為此文的一個注釋，後因文字太長而單獨成篇，即發表於2004年8月10日《光明日報》史學版的《關於列寧評價王安石的一個誤引》。我認為，那篇文章已經考證清楚了這絕對是個誤引，是普列漢諾夫以此為論據來反對列寧的，而列寧則否認「20世紀的俄國可以同11世紀的中國相比較」（《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頁）。
思想史評價上的矛盾，以及對列寧評價王安石的誤引，只是說明重新評價王安石變法的必要，而如何重新評價則必須根據史料，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
二、以往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我認為有兩個致命的缺陷：一是沒有對范仲淹的慶歷新政與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作比較，二是沒有對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轉向作分析。
關於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在此不能作詳述，概括而言之，即慶歷新政是以整飭吏治為首要，以砥礪士風、改革科舉、興辦學校、認明經旨、培養人才為本源，兼及軍事和經濟等領域。正是因為慶歷新政是以砥礪士風、改革科舉、興辦學校、認明經旨、培養人才為本源，所以宋代的學風為之丕變，「明體達用之學」得以確立並向全國推廣，經學歷史遂由「經學統一時代」進入慶歷以後的「經學變古時代」（參見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20頁）。在范仲淹的周圍有韓琦、富弼等聲氣相通的同僚，有歐陽修與他共進退，有宋初三先生、李覯、劉敞、劉牧等一批「賢士」，而范仲淹「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宋元學案?序錄》），以後三蘇的蜀學、王安石的新學、二程的洛學等等都是在慶歷新政的風氣感召之下逐漸形成的（參見拙文《宋學與<宋論 >——兼評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儒林》第一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熙寧變法與慶歷新政的不同在於，它是以功利或財利為首要，此即宋神宗所說「當今理財最為急務」（《宋史全文》卷十一），王安石所說「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我們暫不評價以「理財」為急務的得失，而先述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轉向。
范仲淹於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由山東的青州徙知安徽的潁州，夏五月行至他的出生地徐州而病逝。王安石在《祭范潁州文》中說：「嗚呼吾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上嘉曰才，以副樞密……遂參宰相，厘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由此可見，王安石原是與當時的許多士人一樣，奉范仲淹為「一世之師」；他說范仲淹一生「名節無疵」，這也是後人對范仲淹的普遍評價（如《宋元學案?序錄》雲：「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且，他對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也作了高度評價。然而到了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面對「黨爭」的壓力，竟然在宋神宗面前批評范仲淹「好廣名譽，結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七五）。這是王安石對范仲淹評價的一個轉向。可以想像，當時王安石是把范仲淹也作為一個假想敵的，而范仲淹如果還活著的話，他很可能也像他的兒子范純仁那樣加入「舊黨」。這並不奇怪，范仲淹早在天聖三年（1025）作的《奏上時務書》中就奉勸仁宗「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末為急務」（《範文正公集》卷七），他在臨終給仁宗上的《遺表》中也痛陳慶歷新政的夭折：「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以進賢授能為樹黨，以敦本抑末為近名。」（同上書卷十六）而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財」 為急務，實也正是范仲淹所批評的「以淺末為急務」，違背了范仲淹的「進賢授能」、「敦本抑末」改革思想（范仲淹主張發展農、工、商，他所謂「抑末」是指 「革濫賞，省冗官」和「減徭役」等等，參見其所作《四民詩》和《答手詔條陳十事》）。
王安石於慶歷二年（1042）中進士，做了十多年的地方官，在嘉佑三年（1058）被召入朝，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此書長達萬言，但以往的王安石變法研究，大多隻集中在此書中的一段話，即：「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王安石全集》卷三十九）這段話是與後來的熙寧變法的精神相符合的，但它只是《言事書》中的枝節之點。此書先講改革的必要，然後講「法先王之政」應該「法其意」，接著就提出：當時如欲「改易更革」，「其勢必不能」，這是因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在吏治腐敗的情況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於是，他向仁宗提出對於人才要「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上述的那段話，只是在講到「養之」時的一個節目而已。《言事書》的精神是改革必須整飭吏治，「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這是與慶歷新政的精神相一致的。
宋仁宗於嘉佑八年（1063）逝世，繼立者英宗在位不滿四年而死，其子神宗繼位。熙寧元年（1068）三月，神宗對文彥博等大臣提出：「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宋史全文》卷十一）此後的熙寧變法實就是稟承了神宗的這個旨意，但這個旨意並未得到大臣們的認同，而逐漸俯從於這個旨意的就是新進的王安石。同年四月，「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神宗問：「方今治，當何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始。」 此時，他所謂「擇術」就是希望神宗「以堯舜為法」（同上）。在此後上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中，王安石勸神宗去因循之弊，作「大有為之君」，他先列舉了科舉和吏治等方面的問題，然後才講到「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王安石全集》卷四十一）。同年八月，在「理財」的問題上王安石和司馬光發生爭論，安石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窮困，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宋史全文》卷十一）此時，神宗口頭上說「朕亦與司馬光同」，但心中已屬意於王安石。
熙寧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神宗問：「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亷恥，由君子出故也。」（同上）此時，王安石的答問仍是以「風俗」「法度」為先。同年三月，神宗顯然想加快對「理財」的部署，他問王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答：「已檢討文字，略見倫緒。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為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壞，不勝其弊。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同上）此時，王安石已有了「理財」的方案，但他仍考慮「國體」和「先後緩急」的問題，即認為應以「任賢」和「禮義教化」為先急。
同年四月，「遣使八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此八人中不僅有胡瑗門下高弟劉彝，而且有程顥。程顥在熙寧元年就向神宗上《論王霸札子》和《論十事札子》，即主張變法。正如後來朱熹所評論：「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眾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朱子語類》卷一三○）
引起政爭和以後激烈黨爭的是在同年七月頒布均輸法，九月頒布青苗法。這兩部「理財」的新法一出，立即遭到司馬光、范純仁、曾公亮、趙抃、富弼、韓琦，以及蘇轍、蘇軾、程顥等朝臣的反對，而王安石則「排眾議行之甚力」，並且「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宋史全文》卷十一：「呂惠卿最為安石所賢，屢薦於上，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時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新法的反對派則或罷貶或辭職，「諸公始退散」。
熙寧四年二月，王安石對神宗說：「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未暇理財而先舉事則事難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 ○）至此，王安石無論在行動上還是在口頭上都與神宗取得了一致，他的轉向至此而完成。對於這一轉向，呂中評論說：「夫安石初意不過欲變法耳，未敢言興利也；迨青苗既行，始興利也。」（《宋大事記講義》卷一）王夫之評論說：「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於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涖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久矣。」（《宋論》卷六）呂中的評論不如王夫之深刻，熙寧變法的以「理財」為急務，並非王安石的先隱後彰，而是王安石逐漸俯就、迎合了神宗的旨意。因此，嚴格地說，熙寧變法應是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變法。這樣就可以解釋，在熙寧九年王安石被罷相以後，神宗在元豐年間仍推行新法，直至他在元豐八年（1085）一死方休，故熙寧變法又稱「熙豐新法」。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財」為急務，並不是以發展經濟或「解放生產力」為急務，而是以解決「國用不足」或「府庫不豐」的問題為急務。若其重視農田、水利，則已早見於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參見其「厚農桑」條的「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程顥等也曾參加了熙寧二年的視察農田、水利等，這是不會引起朝臣的爭論以至黨爭的。
引起爭論的是均輸法和青苗法。所謂「均輸法」主要是設發運使官，掌管東南六路的稅斂、糴買、上貢物品等，「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以緩解國家「財用窘急」的問題。「青苗法」則是由國家在春夏糧食未熟時借錢給農民，待收成後加十分之二的利息，隨原有的夏秋兩稅還納，這被認為是「散惠興利」，抑制兼並，而「其實不過是朝廷按當時一般的利率來放高利貸」（參見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五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147頁）。均輸法一出，知諫院的范純仁就奏請罷均輸法，說均輸「將籠諸路雜貨，漁奪商人毫末之利」，並批評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異己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謂賢能。」（《續資治通鑒紀事本末》卷五十八）蘇轍也抨擊均輸法，謂 「法術不正，吏緣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欒城集》卷三十五《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青苗法頒布後，宰相富弼稱病辭職。司馬光與呂惠卿爭於朝： 「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宋史?司馬光傳》）韓琦也諫止青苗法，說這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並、濟睏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司馬光在《乞罷條例司常平使者疏》中批評青苗法的執行，出現「不問民之貧富」而強行「抑配」（攤派）的情況，又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貧者得錢後無力償還，「吏督之急」則逃散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這樣下去會使「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司馬溫公集》卷四十一）。他又在《與王介甫書》中批評王安石：「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炫鬻爭進，各鬥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並告誡王安石，「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同上書卷六十）。司馬光的告誡後來還真的在王安石的身上應驗了，《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載：「初，呂惠卿為先生所知，驟引至執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無不為也。……（荊公）退居金陵，始悔恨為惠卿所誤。」《宋史?呂惠卿傳》也記：「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
程顥在均輸法、青苗法頒布後便與新法「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狀》）。所謂 「輔臣不同心」，就是當時的新法引起政爭；王安石為推行新法，「舉劾不奉行之官」，又越次提拔一些「曉財利之人」，此即「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程顥認為，在「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中外人情交謂不可」的情況下，變法是難以達到「興治」的效果的。他更指出，「設令由此僥幸，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顥反對新法，希望神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張撤免擾亂地方的「提舉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以「去息」的仁政（參見《程氏文集》卷一《諫新法疏》）。當時，二程和張載等人主張「復井田」，這是一種帶有均田或土地國有性質的道德理想主義改革方案，說其「空想」是可以的，但說他們代表「豪族地主集團」的利益則是沒有根據的。
在《列寧全集》第12卷中有：「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 這是普列漢諾夫「從法國無政府主義者埃?雷克呂的地理學著作中摘引」出來的，並以此為論據來反對列寧的「土地國有」主張。其對王安石變法的誤解是顯而易見的，其實，在思想上有主張「土地國有」因素的並非王安石，而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
三、對於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可以從思想傳統和歷史現實兩個角度予以評價。
從思想傳統的角度說，關於王安石變法的爭論顯然受到儒家的「體用」「本末」和「義利之辨」思想傳統的影響。王安石也是這個傳統中的一份子，這從他所謂「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禮義亷恥，由君子出故也」，以及「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雲雲，可以看出來。但當他在行動上和口頭上轉向以 「理財」為急務時，他就違背了儒家的這個傳統。而深受這個傳統影響的多數朝臣反對熙寧變法，從儒家的價值取向和宋朝以儒治國的「國體」來說，「正義」顯然不在新黨方面。這個傳統是如此的深厚，以致王安石本人可以用他熙寧二年三月以前的說法來反對自己，當他在變法的過程中又用精心炮製的《周官新義》來為「理財」作合理性辯護時，那也是徒勞的。
從歷史現實的角度說，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都是要解決當時宋朝所面臨的嚴重危機。這種危機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國用不足」和士風不正、吏治腐敗。范仲淹在《奏上時務書》中說：「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在范仲淹看來，「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他認為「固邦本，救民之弊」必須首先「舉縣令，擇郡守」，「慎選舉，敦教育」，這樣才可以解決「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等等問題（參見《範文正公集》卷八《上執政書》）。范仲淹的這個改革思想本來也是王安石所接受的，這也就是他在給仁宗上的《言事書》中所說，當時如欲「改易更革」，「其勢必不能」，在吏治腐敗的情況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後來熙寧變法的失敗，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吏緣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舉官以多貸為有功，不問民之貧富，強行「抑配」，各級官吏則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與民爭利，搞得「紛紛擾擾，莫安其居」。這就是說，當時的熙寧變法起碼應該考慮「理財」和任賢授能、禮義教化如何協調並進的問題。而宋神宗卻一味地強調「當今理財最為急務」，王安石也俯就、迎合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間的政爭以至黨爭。
熙寧變法在「理財」方面，特別是它也曾頒布了「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等等，並非沒有成效，這在鄧廣銘先生書的「為天下理財的成效」一節已有較充分的表述（參見《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314-325頁）。但從它對歷史發展的影響、效果或「實踐標准」（參見同上書第9頁）來考慮，我認為仍不能對它作出積極肯定的評價。
首先，把熙寧變法的反對派都說成是「保守派」，把「新黨」與「舊黨」之爭說成是社會發展的「新與舊之間的矛盾斗爭」（參見同上書第314頁），我認為是難以成立的。如果不作出這樣的帶有「階級之間斗爭」色彩的簡單判斷，那麼熙寧年間的「輔臣不同心」「睽戾不一致」，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強力推行新法，致使舊黨「諸公退散」，新黨又越次提拔了一些並非品學兼優的「曉財利之人」，這就在變法的時機、策略和用人路線上犯了政治家的大忌，為以後更加激烈的黨爭以及新黨的「愈變愈下」埋下了禍根。
其次，熙寧年間的黨爭本來是程顥所要避免的，他與王安石「雖道不同」，但與之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為之動」，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荊公）與言者為敵矣」（《明道先生行狀》）。程頤後來反省說：「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程氏遺書》卷二上）程顥也說：「王介甫性狠愎，眾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屈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伯溫《聞見前錄》卷十五）此次黨爭之害，是在熙、豐年間舊黨全被貶逐，而其遺禍則是在神宗死後，司馬光執政，盡力排除新黨；哲宗親政後，新黨中的章敦、蔡京等先後執政，把舊黨全都打入元佑黨案；而元佑黨案又為南宋的慶元黨案開了先河，這兩次黨案乃「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宋元學案?元佑黨案》）。從熙寧黨爭到元佑黨案，新、舊黨「亦須兩分其罪可也」，但新黨的責任畢竟要大一些。
再次，曾被予以高度評價的王安石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固然表明了王安石的剛毅果敢精神或「唯物主義觀點」，但在君主集權的政治制度和「輔臣不同心」的政治形勢下，此「三不足」說所起的作用並不都是積極的。如在廣開言路方面，呂中評論說：「熙寧之初，言者何多；熙寧四年以後，言者何少。當（熙寧）七年因旱求直言也……猶有爭新法之風……至八年因彗星而求直言，安石先倡『天道遠』之說，而人言不能入矣……直言之氣塞矣。」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四）在《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中亦載有：「金陵三不足之說……非獨為趙氏禍，為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直到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也仍認為「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 （《讀通鑒論》卷二十九）。
最後，也是我最遺憾的一點是，熙寧變法從反面刺激了道學的發展，而道學的歷史局限性又影響了元明清三代的發展。例如，范仲淹在《遺表》中希望仁宗 「上承天心，下徇人慾」，可見「人慾」在那時候是個積極肯定的詞彙，但後來道學家針對熙寧變法和「君心之非」，嚴格地分辨王霸、義利、理欲，以致後來「存天理，滅人慾」竟然成為一個普遍的教條。再如，慶歷時期的「明體達用之學」，除了重視「明體」「經義」之外，也是重視「達用」「治事」的：「其教人之法，科條纖悉具備，立經義、治事二齋……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宋元學案?安定學案》）如此發展下去，則中國不難產生「技術專科」性質的學校。但熙寧變法以後，黨爭日烈，道學家更重視王霸、義利、理欲之辨，在治世方面又以「格君心之非」為根本或前提（參見拙文《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2006年第1期），遂使「治事」之學日益荒疏，至朱熹提出《白鹿洞書院揭示》，道學家的書院已只重視「明人倫」，而沒有「治事」之齋了。這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消極作用，雖不能直接歸咎於熙寧變法，但我痛為慶歷新政的夭折而惜也。
③ 應該怎樣評價王安石變法這次變法是好還是壞其失敗的最根本原因是什麼
1、王安石變法從根本上來講，它雖然失敗了，但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深刻的，同時也決定了王安石本人的歷史地位！
2、王安石的青少年時期，正是北宋王朝「積貧」和「積弱」的時期，這個原本就基礎薄弱的封建王朝舉步維艱。所謂積貧，意思是：即由冗官、冗兵所造成的國家財政困難(國窮)，以及為解決財政困難而擴大賦斂所造成的勞動人民的貧困(民貧)；所謂積弱，意思是：即宋王朝對內日益不能控制兵變、民變，對外日益無力抵禦遼、夏王朝的雙重侵擾。
3、在這一時期，由於「慶歷新政」的影響，變法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逐漸掀起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改革變法、變法改革成為一種風尚。正如陳亮所言：「方慶歷、嘉佑，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名士句句都是變法。然而，應該怎樣變法改革卻眾說繪紜，莫衷一是。這種狀況一方面為日後王安石變法打開了局面，但另一方面卻又給日後打開了局面的王安石變法失敗種下了禍根。當時，王安石受這種思潮的影響，在1059年春，曾向宋仁宗寫了一封長達五言的言事書。這即是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在言事書中，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意見不具體，只是著重提到有關政治以至吏治方面的一些問題，而沒有著重談到根本的社會經濟方面的一些問題。然而他卻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方針。在後來的變法運動中，這個理財方針得到了完全地貫徹。
但是，言事書並沒有受到宋仁宗及權臣們的注意，也沒有在當時的政治上掀起任何波瀾。王安石大概對此也深覺失望，故而在守喪期滿後，他便留在江寧家中收徒講學。宋英宗時期，王安石始終沒有出仕。這種輕松的生活，使王安石有時間構想他以後的改革框架。
4、1069年(北宋熙寧二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變法。第二年12月，王安石又被任命為宰相，變法運動在更大規模上展開了。
王安石改革的范圍非常廣泛，總的來說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調整官僚機構和提拔下層士大夫，以及變更科舉制度和學校制度。王安石吸取了慶歷革新改革失敗的教訓，對於「整頓吏治」這一個傳統改革的首要問題繞過去，對於裁汰冗官等相關問題，他也迴避，以減少來自官僚階層對變法的反對。他甚至還採取提高官吏薪俸、擴大優待退休官員的利祿之制等辦法，籠絡在位的和不在位的官員，以這種妥協的方式來爭取官僚階層對變法的支持。由於王安石變法是緊緊圍繞著「理財」和「整軍」這兩個重點來進行的，因此，王安石加大對其加以改造和利用的力度。如司農寺、都水監、兵部等閑散機構，在王安石變法期間都程度不同地發揮了作用。根據變法的需要，王安石還增加了條例司、市易司、軍器監等一批新機構。與對官僚機構的處理方法一樣，王安石在用人問題上也是一方面不裁減冗官，另一方面又打破按資升遷的老規矩，大量提拔了一大批有志於改革的干練的下層官員和士大夫甚至平民，使他們參加到上層機構中來。這樣官僚機構、官員數量比變法前還略有增加，財政支出增多了，但這卻是變法的需要。
針對科舉考試的弊病，王安石對之進行了改革。但新的科舉考試「專取策論而罷詩賦」、「罷經生朴學、不用墨帖而考大義」的辦法脫離實際。然而王安石改革科舉的目的不在於此，而是利用科舉考試，箝制反對派，吸收變法的支持者，使之更有利於變法的展開。對於學校制度，王安石將自己和呂惠卿所著的《三經親義》頒行於學校，作為學生的必讀教材，利用學術教育，為變法服務。
第二，省兵置將，加強軍隊的戰鬥力；建立保甲制度，鞏固地方治安秩序。「整軍」是王安石變法的一個重要方面。冗兵眾多，缺乏戰鬥力的老弱兵士大量存在，軍營空額嚴重，是北宋軍隊的三大痼疾。對此，王安石裁減了30萬冗兵，節省了近千萬緡軍費開支。另外王安石對舊有的換防制度——更戍法進行了改革，擴大了范仲淹等人所創立的將兵法。即提高武將權力，使之和地方行政系統分開，以專將管專兵，使兵將長期相處，提高作戰能力。這種「置將法」的實施，解決了由更戍頻繁而引起的士兵過度勞擾，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兵將分離和士兵缺乏訓練，無法長期指揮而造成的將領號令不嚴、指揮渙散無力的狀態。另外，軍器監的設置，也為軍隊提供了優良的裝備，對提高宋軍戰鬥力有極大影響。
在廣大鄉村實行聯戶結保，建立起保甲這種鄉兵組織和鄉村基層組織，這就是保甲法。在保內實行連坐法，強化封建治安。另外維持地方治安，抽選保丁，定期訓練，負責巡邏。其目的，一是強化封建治安，二是想通過這個辦法，摸索一條兵農合一的路子，以減少冗軍。
保甲法的建立和發展，為保馬法的建立提供了條件。為了解決官監養馬佔地多、花費大的問題，王安石便利用保甲制度，將官監馬分給民戶喂養，規定養馬戶可免除折變、沿納。保馬法的貫徹實施，節省了財政開支，也為軍隊提供了較好的軍馬。
第三，調整中央、地方與農民的關系，注意發展農業生產。針對高利貸活動猖獗，大量農民因借貸而破產，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國家財政收入，王安石推出了青苗法。所謂青苗法，即由國家向民戶貸款。凡民戶借貸，須按戶等規定的借貸數量，結保向官府借貸。貸款一年分兩期，在夏糧和秋糧未熟的青黃不接時期借貸，在夏收和秋收後還貸，利息為三分或二分。這實質上就是國家向私人放高利貸。青苗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借貸的負擔，打擊了高利貸者，同時也使國家的財政收入增加不少。
差役是北宋農民沉重負擔之一。雖然國家沒有規定要按戶等出差，但實際上因有錢有勢者的免役、逃役，使各類差役都落到了農民頭上。因此，王安石變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推行免役法。即廢除過去按戶等輪流充當差役的舊制，根據等級高低，按等級出錢，由政府僱人充役，其錢稱免役錢；過去免役的坊郭戶、官戶、女戶、寺觀等六類戶也按戶等減半出錢，其錢稱助役錢；另外，為防止水旱欠擱，民戶須多出二分役錢，稱免役寬剩錢。免役法平均了差役負擔，緩解了農民的壓力，也使國家得利頗豐。除國家雜役通過雇役而完成外，封建國家財政大增。
1072年(北宋熙寧五年)，方田均稅法推行。目的在於清丈田畝，檢查漏賦，均定田稅。它的實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豪強兼並，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早於方田均稅法實施的農田水利法，也推動了各地農田水利建設在不同范圍和程度上持續開展起來，使治理黃河的工程建設也取得一些成功，極大的發展了社會生產。
第四，供應國家需要及限制商業資本政策的推行，以及對專利制度的改革。針對汴京物資需求與東南六路供應的嚴重脫節，王安石推出了均輸法。它的主要內容是提高組織均輸的發運使職權。政府均輸增加巨額投資，改革運輸、購銷中舊有的弊端，另外對欠收地區的上供錢物實行「代發」制度。均輸法實行後，減輕了地方政府和農民的負擔，限制了商人資本的謀取暴利活動，同時使封建國家分得以前被商人所壟斷的商業利潤。
市易法創行後，商人資本遭到了更為嚴重的限制。市易法旨在平抑物價，打擊投機倒把行為，把由大商人把持和控制的市場歸於封建政府控制之下。其具體作法是：在汴京設置都市易司，在一些邊境及重要的城市，設置市易務，國家投以巨資，使之成為壟斷市場的機構。市易法施行後，基本上達到了目的。
對於茶鹽酒礬、金銀坑冶、貨幣鑄造等項專利制度，王安石也積極加以改革。對茶鹽酒礬專利加強了控制，而對金銀坑冶專利則放寬了限制，它們都能得到發展。
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確實起到了富國強兵的作用，然而它卻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富商巨賈、高利貸者的既得利益。加之新法在推行過程中，侵擾民眾的事情不斷發生，因此新法的推行阻力很大。其中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特別遭到守舊官員的攻擊。從中央到地方，從言論到行動，以司馬光、范縝、趙瞻、韓琦、歐陽修、劉癢、姜潛、富弼等人為代表，與變法官員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青苗法是雙方斗爭的第一個焦點。反對的聲音不僅使宋神宗動搖了，而且使一些變法派官員如蘇軾、蘇轍、李常、程顥也動搖了，改變了觀點。但王安石鎮定自若，終於說服了宋神宗，並在青苗法問題上作了妥協，穩住了局勢。接著，圍繞著免役法，雙方又進行了激烈的較量。其後，由於市易法的推行，以及重大災荒的發生，守舊派又一次掀起了反變法斗爭的高潮。後來，變法派內部發生了分裂，王安石被迫於1074年(北宋熙寧七年)4月辭去相位。盡管第二年2月，王安石又奉詔重新任相，但變法的形勢已經大不如昔日了。年青皇帝的猶豫不決，守舊派的不斷發難，變法派重要成員的意見不一，愛子王霄的死亡，使王安石意志消沉，感到力不從心，難以為繼。於是，王安石在1076年(北宋熙寧九年)10月再次罷相，卸職重歸江寧。
回到江寧後，最初王安石還帶有「判江寧府」的官銜，但他卻從不去衙門處理政事。次年六月，他乾脆把這個官銜也辭掉了。平日除出遊尋訪勝跡，浪跡山野外，便是讀書、著述。《字說》一書就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
這時，新法雖在呂惠卿、韓絳等人的主持下繼續推行，但整個變法運動卻已經滑出了正常的軌道。陳瓘說「元豐之政多異於熙寧」，確實是這樣。
5、1069年(北宋熙寧二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變法。第二年12月，王安石又被任命為宰相，變法運動在更大規模上展開了。
王安石改革的范圍非常廣泛，總的來說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調整官僚機構和提拔下層士大夫，以及變更科舉制度和學校制度。王安石吸取了慶歷革新改革失敗的教訓，對於「整頓吏治」這一個傳統改革的首要問題繞過去，對於裁汰冗官等相關問題，他也迴避，以減少來自官僚階層對變法的反對。他甚至還採取提高官吏薪俸、擴大優待退休官員的利祿之制等辦法，籠絡在位的和不在位的官員，以這種妥協的方式來爭取官僚階層對變法的支持。由於王安石變法是緊緊圍繞著「理財」和「整軍」這兩個重點來進行的，因此，王安石加大對其加以改造和利用的力度。如司農寺、都水監、兵部等閑散機構，在王安石變法期間都程度不同地發揮了作用。根據變法的需要，王安石還增加了條例司、市易司、軍器監等一批新機構。與對官僚機構的處理方法一樣，王安石在用人問題上也是一方面不裁減冗官，另一方面又打破按資升遷的老規矩，大量提拔了一大批有志於改革的干練的下層官員和士大夫甚至平民，使他們參加到上層機構中來。這樣官僚機構、官員數量比變法前還略有增加，財政支出增多了，但這卻是變法的需要。
針對科舉考試的弊病，王安石對之進行了改革。但新的科舉考試「專取策論而罷詩賦」、「罷經生朴學、不用墨帖而考大義」的辦法脫離實際。然而王安石改革科舉的目的不在於此，而是利用科舉考試，箝制反對派，吸收變法的支持者，使之更有利於變法的展開。對於學校制度，王安石將自己和呂惠卿所著的《三經親義》頒行於學校，作為學生的必讀教材，利用學術教育，為變法服務。
第二，省兵置將，加強軍隊的戰鬥力；建立保甲制度，鞏固地方治安秩序。「整軍」是王安石變法的一個重要方面。冗兵眾多，缺乏戰鬥力的老弱兵士大量存在，軍營空額嚴重，是北宋軍隊的三大痼疾。對此，王安石裁減了30萬冗兵，節省了近千萬緡軍費開支。另外王安石對舊有的換防制度——更戍法進行了改革，擴大了范仲淹等人所創立的將兵法。即提高武將權力，使之和地方行政系統分開，以專將管專兵，使兵將長期相處，提高作戰能力。這種「置將法」的實施，解決了由更戍頻繁而引起的士兵過度勞擾，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兵將分離和士兵缺乏訓練，無法長期指揮而造成的將領號令不嚴、指揮渙散無力的狀態。另外，軍器監的設置，也為軍隊提供了優良的裝備，對提高宋軍戰鬥力有極大影響。
在廣大鄉村實行聯戶結保，建立起保甲這種鄉兵組織和鄉村基層組織，這就是保甲法。在保內實行連坐法，強化封建治安。另外維持地方治安，抽選保丁，定期訓練，負責巡邏。其目的，一是強化封建治安，二是想通過這個辦法，摸索一條兵農合一的路子，以減少冗軍。
保甲法的建立和發展，為保馬法的建立提供了條件。為了解決官監養馬佔地多、花費大的問題，王安石便利用保甲制度，將官監馬分給民戶喂養，規定養馬戶可免除折變、沿納。保馬法的貫徹實施，節省了財政開支，也為軍隊提供了較好的軍馬。
第三，調整中央、地方與農民的關系，注意發展農業生產。針對高利貸活動猖獗，大量農民因借貸而破產，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國家財政收入，王安石推出了青苗法。所謂青苗法，即由國家向民戶貸款。凡民戶借貸，須按戶等規定的借貸數量，結保向官府借貸。貸款一年分兩期，在夏糧和秋糧未熟的青黃不接時期借貸，在夏收和秋收後還貸，利息為三分或二分。這實質上就是國家向私人放高利貸。青苗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借貸的負擔，打擊了高利貸者，同時也使國家的財政收入增加不少。
差役是北宋農民沉重負擔之一。雖然國家沒有規定要按戶等出差，但實際上因有錢有勢者的免役、逃役，使各類差役都落到了農民頭上。因此，王安石變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推行免役法。即廢除過去按戶等輪流充當差役的舊制，根據等級高低，按等級出錢，由政府僱人充役，其錢稱免役錢；過去免役的坊郭戶、官戶、女戶、寺觀等六類戶也按戶等減半出錢，其錢稱助役錢；另外，為防止水旱欠擱，民戶須多出二分役錢，稱免役寬剩錢。免役法平均了差役負擔，緩解了農民的壓力，也使國家得利頗豐。除國家雜役通過雇役而完成外，封建國家財政大增。
1072年(北宋熙寧五年)，方田均稅法推行。目的在於清丈田畝，檢查漏賦，均定田稅。它的實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豪強兼並，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早於方田均稅法實施的農田水利法，也推動了各地農田水利建設在不同范圍和程度上持續開展起來，使治理黃河的工程建設也取得一些成功，極大的發展了社會生產。
第四，供應國家需要及限制商業資本政策的推行，以及對專利制度的改革。針對汴京物資需求與東南六路供應的嚴重脫節，王安石推出了均輸法。它的主要內容是提高組織均輸的發運使職權。政府均輸增加巨額投資，改革運輸、購銷中舊有的弊端，另外對欠收地區的上供錢物實行「代發」制度。均輸法實行後，減輕了地方政府和農民的負擔，限制了商人資本的謀取暴利活動，同時使封建國家分得以前被商人所壟斷的商業利潤。
市易法創行後，商人資本遭到了更為嚴重的限制。市易法旨在平抑物價，打擊投機倒把行為，把由大商人把持和控制的市場歸於封建政府控制之下。其具體作法是：在汴京設置都市易司，在一些邊境及重要的城市，設置市易務，國家投以巨資，使之成為壟斷市場的機構。市易法施行後，基本上達到了目的。
對於茶鹽酒礬、金銀坑冶、貨幣鑄造等項專利制度，王安石也積極加以改革。對茶鹽酒礬專利加強了控制，而對金銀坑冶專利則放寬了限制，它們都能得到發展。
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確實起到了富國強兵的作用，然而它卻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富商巨賈、高利貸者的既得利益。加之新法在推行過程中，侵擾民眾的事情不斷發生，因此新法的推行阻力很大。其中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特別遭到守舊官員的攻擊。從中央到地方，從言論到行動，以司馬光、范縝、趙瞻、韓琦、歐陽修、劉癢、姜潛、富弼等人為代表，與變法官員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青苗法是雙方斗爭的第一個焦點。反對的聲音不僅使宋神宗動搖了，而且使一些變法派官員如蘇軾、蘇轍、李常、程顥也動搖了，改變了觀點。但王安石鎮定自若，終於說服了宋神宗，並在青苗法問題上作了妥協，穩住了局勢。接著，圍繞著免役法，雙方又進行了激烈的較量。其後，由於市易法的推行，以及重大災荒的發生，守舊派又一次掀起了反變法斗爭的高潮。後來，變法派內部發生了分裂，王安石被迫於1074年(北宋熙寧七年)4月辭去相位。盡管第二年2月，王安石又奉詔重新任相，但變法的形勢已經大不如昔日了。年青皇帝的猶豫不決，守舊派的不斷發難，變法派重要成員的意見不一，愛子王霄的死亡，使王安石意志消沉，感到力不從心，難以為繼。於是，王安石在1076年(北宋熙寧九年)10月再次罷相，卸職重歸江寧。
回到江寧後，最初王安石還帶有「判江寧府」的官銜，但他卻從不去衙門處理政事。次年六月，他乾脆把這個官銜也辭掉了。平日除出遊尋訪勝跡，浪跡山野外，便是讀書、著述。《字說》一書就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
這時，新法雖在呂惠卿、韓絳等人的主持下繼續推行，但整個變法運動卻已經滑出了正常的軌道。陳瓘說「元豐之政多異於熙寧」，確實是這樣。
5、1069年(北宋熙寧二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變法。第二年12月，王安石又被任命為宰相，變法運動在更大規模上展開了。
王安石改革的范圍非常廣泛，總的來說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調整官僚機構和提拔下層士大夫，以及變更科舉制度和學校制度。王安石吸取了慶歷革新改革失敗的教訓，對於「整頓吏治」這一個傳統改革的首要問題繞過去，對於裁汰冗官等相關問題，他也迴避，以減少來自官僚階層對變法的反對。他甚至還採取提高官吏薪俸、擴大優待退休官員的利祿之制等辦法，籠絡在位的和不在位的官員，以這種妥協的方式來爭取官僚階層對變法的支持。由於王安石變法是緊緊圍繞著「理財」和「整軍」這兩個重點來進行的，因此，王安石加大對其加以改造和利用的力度。如司農寺、都水監、兵部等閑散機構，在王安石變法期間都程度不同地發揮了作用。根據變法的需要，王安石還增加了條例司、市易司、軍器監等一批新機構。與對官僚機構的處理方法一樣，王安石在用人問題上也是一方面不裁減冗官，另一方面又打破按資升遷的老規矩，大量提拔了一大批有志於改革的干練的下層官員和士大夫甚至平民，使他們參加到上層機構中來。這樣官僚機構、官員數量比變法前還略有增加，財政支出增多了，但這卻是變法的需要。
針對科舉考試的弊病，王安石對之進行了改革。但新的科舉考試「專取策論而罷詩賦」、「罷經生朴學、不用墨帖而考大義」的辦法脫離實際。然而王安石改革科舉的目的不在於此，而是利用科舉考試，箝制反對派，吸收變法的支持者，使之更有利於變法的展開。對於學校制度，王安石將自己和呂惠卿所著的《三經親義》頒行於學校，作為學生的必讀教材，利用學術教育，為變法服務。
第二，省兵置將，加強軍隊的戰鬥力；建立保甲制度，鞏固地方治安秩序。「整軍」是王安石變法的一個重要方面。冗兵眾多，缺乏戰鬥力的老弱兵士大量存在，軍營空額嚴重，是北宋軍隊的三大痼疾。對此，王安石裁減了30萬冗兵，節省了近千萬緡軍費開支。另外王安石對舊有的換防制度——更戍法進行了改革，擴大了范仲淹等人所創立的將兵法。即提高武將權力，使之和地方行政系統分開，以專將管專兵，使兵將長期相處，提高作戰能力。這種「置將法」的實施，解決了由更戍頻繁而引起的士兵過度勞擾，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兵將分離和士兵缺乏訓練，無法長期指揮而造成的將領號令不嚴、指揮渙散無力的狀態。另外，軍器監的設置，也為軍隊提供了優良的裝備，對提高宋軍戰鬥力有極大影響。
在廣大鄉村實行聯戶結保，建立起保甲這種鄉兵組織和鄉村基層組織，這就是保甲法。在保內實行連坐法，強化封建治安。另外維持地方治安，抽選保丁，定期訓練，負責巡邏。其目的，一是強化封建治安，二是想通過這個辦法，摸索一條兵農合一的路子，以減少冗軍。
保甲法的建立和發展，為保馬法的建立提供了條件。為了解決官監養馬佔地多、花費大的問題，王安石便利用保甲制度，將官監馬分給民戶喂養，規定養馬戶可免除折變、沿納。保馬法的貫徹實施，節省了財政開支，也為軍隊提供了較好的軍馬。
第三，調整中央、地方與農民的關系，注意發展農業生產。針對高利貸活動猖獗，大量農民因借貸而破產，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國家財政收入，王安石推出了青苗法。所謂青苗法，即由國家向民戶貸款。凡民戶借貸，須按戶等規定的借貸數量，結保向官府借貸。貸款一年分兩期，在夏糧和秋糧未熟的青黃不接時期借貸，在夏收和秋收後還貸，利息為三分或二分。這實質上就是國家向私人放高利貸。青苗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借貸的負擔，打擊了高利貸者，同時也使國家的財政收入增加不少。
差役是北宋農民沉重負擔之一。雖然國家沒有規定要按戶等出差，但實際上因有錢有勢者的免役、逃役，使各類差役都落到了農民頭上。因此，王安石變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推行免役法。即廢除過去按戶等輪流充當差役的舊制，根據等級高低，按等級出錢，由政府僱人充役，其錢稱免役錢；過去免役的坊郭戶、官戶、女戶、寺觀等六類戶也按戶等減半出錢，其錢稱助役錢；另外，為防止水旱欠擱，民戶須多出二分役錢，稱免役寬剩錢。免役法平均了差役負擔，緩解了農民的壓力，也使國家得利頗豐。除國家雜役通過雇役而完成外，封建國家財政大增。
1072年(北宋熙寧五年)，方田均稅法推行。目的在於清丈田畝，檢查漏賦，均定田稅。它的實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豪強兼並，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早於方田均稅法實施的農田水利法，也推動了各地農田水利建設在不同范圍和程度上持續開展起來，使治理黃河的工程建設也取得一些成功，極大的發展了社會生產。
第四，供應國家需要及限制商業資本政策的推行，以及對專利制度的改革。針對汴京物資需求與東南六路供應的嚴重脫節，王安石推出了均輸法。它的主要內容是提高組織均輸的發運使職權。政府均輸增加巨額投資，改革運輸、購銷中舊有的弊端，另外對欠收地區的上供錢物實行「代發」制度。均輸法實行後，減輕了地方政府和農民的負擔，限制了商人資本的謀取暴利活動，同時使封建國家分得以前被商人所壟斷的商業利潤。
市易法創行後，商人資本遭到了更為嚴重的限制。市易法旨在平抑物價，打擊投機倒把行為，把由大商人把持和控制的市場歸於封建政府控制之下。其具體作法是：在汴京設置都市易司，在一些邊境及重要的城市，設置市易務，國家投以巨資，使之成為壟斷市場的機構。市易法施行後，基本上達到了目的。
對於茶鹽酒礬、金銀坑冶、貨幣鑄造等項專利制度，王安石也積極加以改革。對茶鹽酒礬專利加強了控制，而對金銀坑冶專利則放寬了限制，它們都能得到發展。
5、失敗的根本原因： 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確實起到了富國強兵的作用，然而它卻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富商巨賈、高利貸者的既得利益。加之新法在推行過程中，侵擾民眾的事情不斷發生，因此新法的推行阻力很大。其中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特別遭到守舊官員的攻擊。從中央到地方，從言論到行動，以司馬光、范縝、趙瞻、韓琦、歐陽修、劉癢、姜潛、富弼等人為代表，與變法官員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青苗法是雙方斗爭的第一個焦點。反對的聲音不僅使宋神宗動搖了，而且使一些變法派官員如蘇軾、蘇轍、李常、程顥也動搖了，改變了觀點。但王安石鎮定自若，終於說服了宋神宗，並在青苗法問題上作了妥協，穩住了局勢。接著，圍繞著免役法，雙方又進行了激烈的較量。其後，由於市易法的推行，以及重大災荒的發生，守舊派又一次掀起了反變法斗爭的高潮。後來，變法派內部發生了分裂，王安石被迫於1074年(北宋熙寧七年)4月辭去相位。盡管第二年2月，王安石又奉詔重新任相，但變法的形勢已經大不如昔日了。年青皇帝的猶豫不決，守舊派的不斷發難，變法派重要成員的意見不一，愛子王霄的死亡，使王安石意志消沉，感到力不從心，難以為繼。於是，王安石在1076年(北宋熙寧九年)10月再次罷相，卸職重歸江寧。
這時，新法雖在呂惠卿、韓絳等人的主持下繼續推行，但整個變法運動卻已經滑出了正常的軌道。陳瓘說「元豐之政多異於熙寧」，確實是這樣。
④ 嵌入式計算機技術是學什麼
學習嵌入式，C語言是最重要的基礎知識，但是掌握了它並不代表你的基礎已經很好了，嵌入式學習相關的入門基礎主要是這些：
一是程序設計的基礎，例如：基本的編程語言基礎，至少對數據類型、程序的結構及流程式控制制等最基本的內容要相當清楚，所以建議惡補一下C語言，推薦譚浩強的C語言程序設計，好好看一下，呵呵！另外有不少同學都問到數據結構的基礎，我一直認為數據結構和演算法的學習是幫助形成程序設計邏輯思維的很好訓練方式，對於程序員的長期專業素養的提高一定有好處，所以建議即使已經在嵌入式行業中工作之後也應該多補充一些相關的知識。許多在學校沒有學過數據結構的同學往往認為這部分非常枯燥、難學。而實際上如果你能明白研究計算機存儲和數據組織方式的意義，就一定能夠充分體會到數據結構的價值和魅力。一旦興趣有了，一切就會迎刃而解，呵呵！
二是操作系統工作原理，這部分往往是非計算機專業的同學在學校時沒有接觸過的。而由於嵌入式軟體設計相關的多任務環境、模塊間的同步與通信協同、驅動設計等往往都需要有對操作系統工作機制的了解和掌握作為基礎，因此建議沒有系統學習過的同學，找一本相關的操作系統工作原理書籍認真看一下（不用特厚、特專業、特內核的，先以普及知識為主，呵呵！）。
三是基本的硬體基礎，由於嵌入式Linux開發往往是ARM+Linux路線，所以為了能夠在後續學習過程中很好地掌握主流嵌入式微處理器的結構與原理（例如：ARM9），就需要對硬體工作原理有初步的了解和掌握，建議看一下諸如計算機組成原理、體系結構等相關的專業書籍。
下面的更詳細點，在嵌入式軟體方面最重要的課程包括：
(1) 嵌入式微處理器結構與應用：這是一門嵌入式硬體基礎課程，我們說過，嵌入式是軟硬體結合的技術，搞嵌入式軟體的人應對ARM處理器工作原理和介面技術有充分了解，包括ARM的匯編指令系統。若不了解處理器原理，怎麼能控制硬體工作，怎麼能寫出節省內存又運行高速的最優代碼(嵌入式軟體設計特別講究時空效率)，怎麼能寫出驅動程序(驅動程序都是與硬體打交道的)？很多公司招聘嵌入式軟體人員時都要求熟悉ARM處理器，將來若同學到公司中從事嵌入式軟體開發，公司都會給你一本該設備的硬體規格說明書 (xxx Specification)，你必須能看懂其中的內存分布和埠使用等最基本的說明(就像x86匯編一樣)，否則怎麼設計軟體。有些同學覺得嵌入式處理器課程較枯燥，這主要是硬體課程都較抽象的原因。還有同學對ARM匯編不感興趣，以為嵌入式開發用C語言就足夠了。其實不應僅是將匯編語言當成一個程序設計語言，學匯編主要是為了掌握處理器工作原理的。一個不熟悉匯編語言的人，怎麼能在該處理器寫出最優的C語言代碼。在嵌入式開發的一些關鍵部分，有時還必須寫匯編，如Bootloader等(可能還包括BSP)。特別是在對速度有極高要求的場合(如DSP處理器的高速圖像採集和圖像解壓縮)，目前還會用到匯編寫程序的，盡管用到的機會相對C要小得多。當你在一個嵌入式公司工作時，在查看描述原理的手冊時，可能很多都是用匯編描述的，這是因為很多硬體設計人員只會寫或者喜歡用匯編描述，此時你就必須看懂匯編程序，否則軟硬體人員可能就無法交流。很多嵌入式職位招聘時都要求熟悉匯編。
(2) 嵌入式操作系統類課程
除了WinCE的實時性稍差外，大多數嵌入式操作系統的實時性都很強，所以也可稱為實時操作系統Real TimeOperating System。從事嵌入式的人至少須掌握一個嵌入式操作系統(當然掌握兩個更好)，這在嵌入式的所有技術中是最為關鍵的了。
目前最重要的RTOS主要包括：第一類、傳統的經典RTOS：最主要的便是Vxworks操作系統，以及其Tornado開發平台。Vxworks因出現稍早，實時性很強(據說可在1ms內響應外部事件請求)，並且內核可極微(據說最小可8K)，可靠性較高等，所以在北美，Vxworks占據了嵌入式系統的多半疆山。特別是在通信設備等實時性要求較高的系統中，幾乎非Vxworks莫屬。Vxworks的很多概念和技術都和Linux很類似，主要是C語言開發。像Bell- alcatel、Lucent、華為等通信企業在開發產品時，Vxworks用得很多。但Vxworks因價格很高，所以一些小公司或小產品中往往用不起。目前很多公司都在往嵌入式Linux轉(聽說華為目前正在這樣轉)。但無論如何，Vxworks在一段長時間內仍是不可動搖的。與Vxworks類似的稍有名的實時操作系統還有pSOS、QNX、Nucleus等RTOS。
第二類、嵌入式Linux操作系統：Linux的前途除作為伺服器操作系統外，最成功的便是在嵌入式領域的應用，原因當然是免費、開源、支持軟體多、呼擁者眾，這樣嵌入式產品成本會低。Linux本身不是一個為嵌入式設計的操作系統，不是微內核的，並且實時性不強。
目前應用在嵌入式領域的Linux系統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專為嵌入式設計的已被裁減過的Linux系統，最常用的是uClinux(不帶MMU功能)，目前占較大應用份額，可在ARM7上跑；另一類是跑在 ARM 9上的，一般是將Linux 2.4.18內核移植在其上，可使用更多的Linux功能(當然uClinux更可跑在ARM 9上)。很多人預測，嵌入式Linux預計將占嵌入式操作系統的50%以上份額，非常重要。缺點是熟悉Linux的人太少，開發難度稍大。另外，目前我們能發現很多教材和很多大學都以ucOS/II為教學用實時操作系統，這主要是由於ucOS/II較簡單，且開源，非常適合入門者學習實時操作系統原理，但由於ucOS/II功能有限，實用用得較少。況且熟悉了Linux開發，不僅在嵌入式領域有用，對開發Linux應用軟體，對加深操作系統的認識也有幫助，可謂一舉多得。據我所知，目前Intel、Philip都在大搞ARM+LINUX的嵌入式開發，Fujitum則是在自己的處理器上大搞Linux 開發。目前在嵌入式Linux領域，以下幾個方面的人特別難找，一是能將Linux移植到某個新型號的開發版上；二是能寫Linux驅動程序的人； 三是熟悉Linux 內核裁減和優化的人。不過LINUX有一個硬傷，就是沒有WINDOWS那樣的友好方便美觀的交互界面，不然微軟帝國早就守不住了。
第三類、 Windows CE嵌入式操作系統：Microsoft也看準了嵌入式的巨大市場，MS永遠是最厲害的，WinCE出來只有幾年時間，但目前已佔據了很大市場份額，特別是在PDA、手機、顯示儀表等界面要求較高或者要求快速開發的場合，WinCE目前已很流行(據說有一家賣工控機的公司板子賣得太好，以至來不及為客戶裁減WinCE)。WinCE目前主要為4.2版(.NET)，開發平台主要為WinCE Platform Builder，有時也用EVC環境開發一些較上層的應用，由於WinCE開發都是大家熟悉的VC++環境，所以我院學過Windows程序設計課程的同學都不會有多大難度，這也是WinCE容易被人們接受的原因，開發環境方便快速，微軟的強大技術支持，WinCE開發難度遠低於嵌入式Linux。對於急於完成，不想拿嵌入式Linux冒險的開發場合，WinCE是最合適了(找嵌入式Linux的人可沒那麼好找的)，畢竟公司不能像學生學習那樣試試看，保證開發成功更重要。根據不同的側重點 ，WinCE還有兩個特殊版本，一個是MS PocketPC操作系統專用於PDA上(掌上電腦)，另一個是MS SmartPhone操作系統用於智能手機上(帶PDA功能的手機)，兩者也都屬於WinCE平台。在PDA和手機市場上，除WinCE外，著名的PDA 嵌入式操作系統還有Palm OS(因出現很早，很有名)、Symbian等，但在WinCE的強勁沖擊下，Palm和Symbian來日還能有多長？同學學過VC++後再學 WinCE，非常方便自然，通過學習WinCE同樣也可了解嵌入式軟體的一般開發過程，對Linux有懼怕心理的同學也很合適。很顯然，嵌入式Linux 永遠不可能替代WinCE，而且將來誰占份額大還很難講，畢竟很多人更願意接受MS的平台，就像各國政府都在大力推LINUX已好長時間，但你能看到幾個在PC機上真正使用LINUX的用戶？據我觀察，目前在嵌入式平台上，LINUX是叫得最響，但還是WinCE實際用得更多。嵌入式LINUX可能更多地是一些有長遠產品計劃的公司，為降低成本而進行長遠考慮。WinCE和多媒體(如MPEG技術)是微軟亞洲工程院目前做得較多的項目領域之一，現在社會很需要精通WinCE的人。現在有WINCE的智能手機，金山詞霸、WORD、EXCEL、REGEDIT等居然都有 smartphone版的，PC上的MP3、DOC等居然在download時都可被自動轉換成smartphone格式，很爽的。完全可用 Windows CE自己開發一些需要的程序download到自己的手機上。現在市面銷售PDA智能手機火爆，MS總是財源滾滾。
總結關於嵌入式操作系統類課程，若你覺得自己功底較深且能鑽研下去，則可去學嵌入式Linux；若你覺得自己VC++功底較好且想短平快地學嵌入式開發，自學WINCE是非常好的選擇。
(3) 嵌入式開發的相關領域
搞嵌入式若能熟悉嵌入式應用的一些主要領域，這樣的人更受企業歡迎。主要的相關領域包括：
A、數字圖像壓縮技術：這是嵌入式最重要最熱門的應用領域之一，主要是應掌握MPEG編解碼演算法和技術，如DVD、MP3、PDA、高精電視、機頂盒等都涉及MPEG高速解碼問題。
B、通信協議及編程技術：這包括傳統的TCP/IP協議和熱門的無線通信協議。首先，大多數嵌入式設備都要連入區域網或Internet，所以首先應掌握 TCP/IP協議及其編程，這是需首要掌握的基本技術；其次，無線通信是目前的大趨勢，所以掌握無線通信協議及編程也是是很重要的。無線通信協議包括無線區域網通信協議802.11系列，Bluetooth，以及移動通信(如GPRS、GSM、CDMA等)。
C、網路與信息安全技術：如加密技術、數字證書CA以及各種網路安全設備，包括硬體防火牆、入侵檢測IDS、還有防毒牆、IPS等，中國在這方面還是沒有自己優勢的，我們陳院長好象正在往這方面發展。
D、 DSP技術：DSP是Digital Signal Process數字信號處理的意思，DSP處理器通過硬體實現數字信號處理演算法，如高速數據採集、壓縮、解壓縮、通信等。數字信號處理是電子、通信等硬體專業的課程，對於搞軟體的人若能了解一下最好。目前DSP人才較缺。如果有信號與系統、數字信號處理等課程基礎，對於學習MPEG編解碼原理會有很大幫助。
(4)嵌入式開發的相關硬體基礎
對於軟體工程專業的學生，從事嵌入式軟體開發，像數字電路、計算機組成原理、嵌入式微處理器結構等硬體課程是較重要的。另外，匯編語言、C/C++ 數據結構演算法、特別是操作系統等軟體基礎課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的主要目地是能看懂硬體工作原理，但重點應是在嵌入式軟體，特別操作系統級軟體，那將是我們的優勢。我們的研究生里有些是學電子、通信類專業過來的，有較好的模擬電路和單片機基礎，學嵌入式非常合適。
嵌入式本身就是從單片機發展過來的，只是單片機不帶OS，而現在很多嵌入式應用越來越復雜，以至不得不引入嵌入式操作系統。另外，為追求更高速的信號處理速度，現在在一些速度要求較高場合，有不少公司是將一些DSP演算法，如MPEG壓縮解壓縮演算法等用硬體來實現，這就涉及到HDL數字電路設計技術及其 FPGA/IP核實現技術，這方面的人目前市場上也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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